对于歼-8飞机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在于缺乏可靠的雷达制导中距空空导弹和制导发射这种导弹的能力。关于中国研发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情况，因为当时有苏联专家的参与所以莫斯科一直比较清楚其发展状况。两国关系紧张时期，总参情报部（GRU）主要依靠越南和美国的情报渠道。越战期间，中国派遣防空部队进入北越参战，并将他们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运回国内。苏联驻越军事顾问团的防空军导弹专家马特维.布拉尔斯科夫上校汇报说，他在河内北面的清化（那里是苏联和中国防空部队防区交叉的区域），看到一架相对完好的美国空军F-4飞机残骸被中国部队拆走的情形，上面至少有2枚较为完整的“麻雀”导弹。此外中国海军还曾在南中国海打捞起更为完整的导弹和飞机。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在设法取得雷达制导空空导弹的技术样品，这是加紧研制这类导弹的征候。莫斯科曾据此得出中国空军将取得一定程度技术成果的结论，但是直到中俄军事交流步入正常化之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才逐渐明朗。实际情况是，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初还不得不采用短距空空导弹为主战装备，一直到装置R-27中距空空导弹的苏-27歼击机交付使用。

　　因此可以说，中国空军当时的这种配置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绝对是力不从心的。苏联时期国土防空军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在远东的拦截行动中，曾经有很多次因为系统问题导致远距空空导弹无法解锁，飞行员只能依靠短距空空导弹补充攻击。这使得截击机必须设法机动到离目标很近的位置，然而地面系统此时提供的引导信息无法满足近距离的机动需求，必须依靠本机雷达从很远的距离上保持跟踪状态。这使得我们的截击机在进入发射圈之前，就处于敌机携带的中远距空空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一情况直到米格-31重型截击机服役后才有部分好转，由于配套的“剑”式雷达和KC远程导弹的研制进度滞后造成飞机的性能无法获得全面发挥。虽然不能确定中国空军是否遭遇过此类问题，但使用歼-8飞机进行拦截作业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中国空军的地面人工引导误差更大，在复杂条件下飞行员很容易错过战机。就这样一直到1985年以后也未见中国空军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即使是最新型的歼-8I歼击机服役后也不曾给双方的军力对比带来多大影响。

　　阿尔巴特军区在获得情报部门提供的，中国空军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的歼-8I进入服役阶段的情报后，在例行的“首长司令部-乌拉尔防空指挥自动化战备演习”中特意组织了具有针对性的战术模拟演练。第79近卫重型轰炸机师派遣四批各两架图-22M远距轰炸机从新西伯利亚方向转场突防通过远东军区的防区，第14防空集团军驻捷姆基机场的苏-15截击机和乌拉尔军区防空部队所属的米格-23ML歼击机，尽量模拟中国空军的作战模式，在地面指挥所通过人工引导状态进行拦截。所有起飞的苏-15和米格-23ML奉命关闭雷达，在只携带短距空空导弹的情况下，完全接受地面指挥员的口令实施拦截作业。结果证明这种战法对于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的图-22M来说是极其有限的。在最好的情况下飞行员也仅仅获得一次射击机会，且大都是在投弹完成之后，这意味着轰炸机已经完成了空袭任务，以苏军的防空作战条例而言等于宣告拦截任务的失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远程航空兵对于歼-8系列的服役无动于衷。这里还要提到所谓的歼-7III型飞机，这是中国第一种在役的安装有火控雷达的歼击机。总参情报部（GRU）九局的航空技术专家曾经推测其作战性能与米格-21Bis差别不大，远程航空兵与防空部队的米格-21Bis同样也进行过拦截图-22M的战术模拟，拦截成功率同样不高。这种飞机的出现是应急之作，表明当时中国空防存在严重的缺陷。很多年后在中俄军事交流中，证实了当时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美之间开始较为深入的军事合作中，军事情报部门就断言，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空军的，缺乏全天候空战和对高空高速目标进行拦截能力的这一系列难题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彻底解决。在80年代能够引起苏军总参情报部（GRU）关注的中美军事合作就是歼-8格型飞机（情报部九局将经格鲁曼公司改进的型号称为歼-8格），除了这款飞机的出现对于中国空军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界在工艺和技术规格上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倾向也做出了冷静而准确的判断。随着1989年后美国中断了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彻底断送了中国空军曾经寄予厚望的“和平典范”工程。中国军方痛感不仅失去了获得先进歼击机技术的机会，也对本国歼击机技术在美国人的面前暴露无遗感到沮丧。

　　在1990年进行的双边军事将领的交往中，中方坦承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也对于苏联军方在米格-25叛逃事件后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非常感兴趣。在洽谈采购新型米格歼击机的过程中，中国空军副司令林虎中将（译音）向苏联空军总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上将透露，即使美国人不再返回这一项目中国空军也将继续支持这一计划进行下去。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正在组织科研力量，整理与格鲁曼公司合作期间的技术档案和资料，力图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部分，以便依靠自力完成“和平典范”工程所要达到的技术目标。在与美国格鲁曼公司的合作过程中，中方获得了美国人对歼-8格飞机的气动，以及结构改进的完整技术资料。获取了先进的总线技术资料，以及相关的航空电子系统的部分设计资料。在开发歼-8格和超-7飞机的过程中，格鲁曼公司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专才，并且还提供了相当完善的F-20“虎鲨”歼击机的设计和技术细节。在90年代初期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过程中，苏霍伊设计局和其他部门的汇报中表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型号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并没有沿用过去米格飞机的套路，而是熟练地应用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体系结构和细节处理思维。中方证实，他们所采用的基本是沿用美国人传授的那一套。中方甚至参照美国的军事技术标准修订了一套全新的国军标，这对于俄罗斯也是一个很有成果的交流，至少我们的设计部门通过与中方的交流了解到美国人在军用飞机设计细节上的思维模式。

　　与中国空军拥有的歼击机相比，“和平典范”工程涉及到的这个型号在包括航程和和全天候作战能力等总体性能上有质的飞跃。中国空军希望在这个型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较为现代化并更为可靠的防空体系。当然，对于外界来说则意味着那片敞开的空域即将关闭。因此不仅是苏联，日本和美国也同样关注这种后果。“和平典范”工程停滞不前的时期，中国的科研部门还没有能力解决大型防空歼击机所需的现代化航空电子设备，他们的技术储备也相当薄弱，更缺乏相应的经验，几乎是从头开始着手科研开发。但是相关设计几乎都是基于美国或西方的技术产品，基于当时美国和西欧都对中国进行制裁，使得中国无法获得这些产品。而本国这类产品是空白，这使得自主改进歼-8格飞机变成了需要完善电子工业体系的庞大工程。以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不足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目的，必须依托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尽管当时中国在努力提高歼-7型飞机的产量，弥补歼击机飞行性能方面的差距，但在系统上几乎太多作为。很多航空电子的开发项目刚刚从“缓、停、建”政策中勉强获得了一些拨款，进展缓慢。装备西方电子设备的歼-7M型歼击机研制进入最后阶段，这种全天候歼击机只有有限的作战能力，能够弥补歼-6III型歼击机的性能不足，但是最早在89年之后才能小批量生产。更重要的是，歼-7M型歼击机并不能改变整个歼击航空兵的技术装备破败不堪的现状。为此，在美国终止合作的同时，中国军队内部开展对苏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由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拍板，做出了转向苏联寻求军事技术装备合作的重大举措。不过由于长期的路线斗争后遗症，中国并不指望这种合作能在很短时期内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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