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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之后,中国空军将主要力量部署在北京,沈阳、大连一线,同时也没有放松在东南沿海的部署。这几处是最容易侦察中国空军技术状况征候的地区。总参情报部(GRU)在1974年整理的有关报告认为,中国空军在北京和辽东半岛部署有自动防空指挥系统,此外在东南沿海部署有相应的系统。但是根据后来朝鲜人民军总参侦察局交换的情报显示,中国空军根本没有部署这一系统的征兆(实际上中国空军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建设起类似的系统)。很快,由六局(电子侦察局)和远东军区情报部组成的工作小组,在宇航情报局和太平洋舰队电子侦察部队的全力配合下,初步摸清了中国空军的大致情况。通过情报分析发现,中国空军一直都在使用苏军早已淘汰的模拟制式空地电台,只要在机场附近,用调频收音机就能收听到空地通话。部分任务报文通过口诵报文密码通告飞行员。总之,这类指挥体系,在60年代初期已经很难适应作战需要。但是中国空军一直到80年代初还在以此作为主要指挥手段。1979年中越边境形势恶化期间,情报部门曾经质疑中国是否发展出类似苏联的系统在局部地区运用。驻金兰湾的海军情报部特遣分队派出的远程侦察机并没有截获到类似“空气”系统那样的定向信号,也没有截获到较大容量的数据报文信号征候。在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在歼-8格项目中提到的防空自动化接口指标也非常贫乏,九局由此判断中国没有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
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歼-8格项目即便完成,也不可能将歼-8格的作战性能提高到苏联防空截击机的水平。从50年代起,国土防空军的截击机装有自动引导系统,无论在苏联境内或临近的周边地区,截击机都能获得强大的自动引导服务支持。将截击机自动引导到武器射程以内,然后向截击机飞行员交班,由飞行员接管驾驶。此前,自动引导系统已经将飞机导入截击雷达作用范围。而中国空军的引导体系一直采用人工作业,这很难在复杂条件下实施拦截作战,也容易受到干扰和产生混乱。
在90年代与中国空军的交流过程中,证实了专家们当初的意见。歼-8飞机的性能并不具备执行拦截高空高速目标的能力。到1989年时,歼-8I型的机载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仅30公里,携带的是近距红外制导空空导弹,需要在气象条件较好的状态下由地面指挥所提供非常精确的引导,才能对高速目标勉强构成威胁。尤其是中国当时的短距空空导弹不具备迎头拦截能力。携带短程导弹的截击机引导要求精度更高,中国空军的指挥系统当时缺乏这种能力。即便是当时最新型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对于迎头目标的寻标也是极为不可靠的。中国对于苏联空空导弹的发展曾经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当初工业部门从中国送来的美制“响尾蛇”导弹残骸中提取了相当完整的红外寻标器,分析和测试的成果是由两国共享的。这种导弹的结构在此后20年中成为苏制短距空空导弹的主要样式,可见其影响之深。由于科研和工业基础差,中国在获得了相关成果后在很多年里并没有发展出可投入实用的产品。他们似乎一直停滞在小改动,没有根本性技术更新的阶段。80年代初痛感技术差距过大的中国空军分别从以色列和法国引进了全套的“怪蛇”III和马特拉550型导弹,才取得了相对先进的红外寻标器技术,部分弥补了技术上的差距。通过对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伊拉克出售的红外空空导弹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导弹多数采用点源制导,但最新的感光元件采用了两个不同波段的对称传感窗口,这是所谓的双色制导的一种典型模式。与在黎巴嫩收集到的以色列导弹残骸结构情况很接近。不过这型导弹并不是从以色列引进仿制的PL-8型,而是类似PL-5的亚改型。这表明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尝试应用西方技术,但是其基础并不足以使这种努力达到与西方同样的效能水平。这样的导弹和歼-8歼击机构成的拦截系统,对于西方和俄罗斯的主战型号几乎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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