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勘界中的人民解放军警卫作战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新华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2-24
蒋军残部被我肃清后，应缅北军区的请求，周恩来总理指示：作战部队留驻缅境，占据有利地形和作战要点，加强戒备严防敌人袭扰，掩护勘界工作的正常进行。
第二阶段作战
残军遭我第一次打击后，自知实力相差悬殊，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对抗，转而全力攻击缅军。缅军力有不逮，乃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中方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出，请求解放军配合缅军进剿缅境20公里外的孟白了、索永等地国民党残军。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指示我参战部队使用7个营、6个连、2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961年1月下旬立即组织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向前推进一百里，打击部署在中缅接壤边界缅方纵深，总兵力约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23日，昆明军区在佛海开设前指，由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任指挥、14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任副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指首长决心：
117团攻歼位于南昆的敌第4军、第2师残部，第9、10、11师、教导总队第7大队、重兵器大队，敌总兵力为1270余人。我参战兵力2966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2.3。第118团攻歼敌南线总部直属队、警卫团、教导总队、教导总队2大队、第3军35团、军官训练团等部共约1200余人，我参战兵力为3012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5。思茅军分区部队边防10、11团攻歼敌索永指挥所，位于八卡的第2军军部，位于大棱河渡口的1军军部、7、8师、3师残部、中卡支队等，敌总兵力约682人。我参战部队为142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
我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指命令，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出击。在越过第一次中缅联合作战勘界线以后，分别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攻击目标进击。柳元麟部察觉了解放军的出击行动，于当天晚上向老挝境内撤退。至26日，我军先后攻占巴西里、索永、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敌一部。之后，我军在作战地区搜剿残余。由于对作战地域缺乏了解和组织指挥上的多种原因，我攻击部队除思茅军分区巴西里一路准时进到攻击点外，其余各路均未按时抵达攻击位置。虽然把柳元麟部赶出了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毙敌上校政治部主任李自雄，上校团长白湘麟，但仅歼敌274名，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泰境内。2月9日，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解放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军残余，协助缅方收复了被蒋军盘踞了10余年的3万余平方公里、近30万的人口区；保障了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顺利进行；促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部队经受了在山岳丛林地走、打、吃、住的实战锻炼，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这毕竟是解放军参加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战，经验不足，没有打好歼灭战，未能达到分片合围、全歼敌人的预定目标，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是深刻的。
首先对战区自然条件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勘界作战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地，河多沟深、山高坡陡、林草茂密、道路稀少、语言不通、疾病流行，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作战指导脱离了这些客观实际，只按一般山地条件规定部队的行进速度和到达时间，尽管部队竭尽全力赶路，仍不能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如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四路迂回部队在无道路条件下拼命前行，均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部队绕过1404高地，离开道路，通过原始沼泽地，芦苇茅草丛生，只得边开路边前进，一小时只能走300米。有的夜间开进，观察不便，迷失方向，到天明一看，还是在原来的山沟里转圈子。战区河流众多、水流湍急，部队虽然在战前经过一定的游泳训练，但仍不能适应当地河流的特点，加之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被装被雨水、汗水湿透，不利于泅渡，延长了渡河时间，贻误了一些战机。其次对敌情估计不足。蒋军残部在境外盘踞经营十余年，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等统治阶层关系极为密切，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消息灵通。极力避免与我正面对抗，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一旦听到我军行动的风声即隐蔽潜逃。以致战斗中多是歼敌一部，未能全歼。
第二阶段作战
残军遭我第一次打击后，自知实力相差悬殊，不敢与解放军正面对抗，转而全力攻击缅军。缅军力有不逮，乃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中方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出，请求解放军配合缅军进剿缅境20公里外的孟白了、索永等地国民党残军。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指示我参战部队使用7个营、6个连、2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961年1月下旬立即组织第二阶段作战，越过“红线”向前推进一百里，打击部署在中缅接壤边界缅方纵深，总兵力约3000余人的国民党军残部。23日，昆明军区在佛海开设前指，由13军副军长崔建功任指挥、14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任副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前指首长决心：
117团攻歼位于南昆的敌第4军、第2师残部，第9、10、11师、教导总队第7大队、重兵器大队，敌总兵力为1270余人。我参战兵力2966人，敌我双方兵力对比为1：2.3。第118团攻歼敌南线总部直属队、警卫团、教导总队、教导总队2大队、第3军35团、军官训练团等部共约1200余人，我参战兵力为3012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5。思茅军分区部队边防10、11团攻歼敌索永指挥所，位于八卡的第2军军部，位于大棱河渡口的1军军部、7、8师、3师残部、中卡支队等，敌总兵力约682人。我参战部队为142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2。
我军各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指命令，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出击。在越过第一次中缅联合作战勘界线以后，分别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攻击目标进击。柳元麟部察觉了解放军的出击行动，于当天晚上向老挝境内撤退。至26日，我军先后攻占巴西里、索永、孟白了等地的国民党军据点，歼敌一部。之后，我军在作战地区搜剿残余。由于对作战地域缺乏了解和组织指挥上的多种原因，我攻击部队除思茅军分区巴西里一路准时进到攻击点外，其余各路均未按时抵达攻击位置。虽然把柳元麟部赶出了经营了十余年的老巢，毙敌上校政治部主任李自雄，上校团长白湘麟，但仅歼敌274名，大部分残军分路逃往距离我国边境线百公里之外的老泰境内。2月9日，我军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第二阶段作战结束。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解放军肃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军残余，协助缅方收复了被蒋军盘踞了10余年的3万余平方公里、近30万的人口区；保障了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顺利进行；促进了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部队经受了在山岳丛林地走、打、吃、住的实战锻炼，基本上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但这毕竟是解放军参加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丛林战，经验不足，没有打好歼灭战，未能达到分片合围、全歼敌人的预定目标，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都是深刻的。
首先对战区自然条件给作战行动带来的困难缺乏足够认识。勘界作战地区属于热带山岳丛林地，河多沟深、山高坡陡、林草茂密、道路稀少、语言不通、疾病流行，给部队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作战指导脱离了这些客观实际，只按一般山地条件规定部队的行进速度和到达时间，尽管部队竭尽全力赶路，仍不能按规定到达指定地点。如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四路迂回部队在无道路条件下拼命前行，均未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部队绕过1404高地，离开道路，通过原始沼泽地，芦苇茅草丛生，只得边开路边前进，一小时只能走300米。有的夜间开进，观察不便，迷失方向，到天明一看，还是在原来的山沟里转圈子。战区河流众多、水流湍急，部队虽然在战前经过一定的游泳训练，但仍不能适应当地河流的特点，加之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被装被雨水、汗水湿透，不利于泅渡，延长了渡河时间，贻误了一些战机。其次对敌情估计不足。蒋军残部在境外盘踞经营十余年，与当地的土司、头人等统治阶层关系极为密切，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消息灵通。极力避免与我正面对抗，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一旦听到我军行动的风声即隐蔽潜逃。以致战斗中多是歼敌一部，未能全歼。
从主观上看，当时的作战组织指挥、部队编成、战斗作风等方面，都与在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的要求不相适应。
组织指挥方面，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战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参战部队指挥员没有根据作战任务认真调查研究战区情况，没有根据战场情况做好必要的物资器材保障和训练准备工作。部分干部能力较弱，素质不高。有的组织战斗不够严密，有的凭老经验办事，把国内作战的指挥经验运用到热带山岳丛林地。有的不会识图用图，不善于按方位角行进，刚出国境不远就迷失了方向，找不着道路，找不着作战目标，更不善于使用向导。有的干部缺乏谋略，只有简单的打、冲、插、追或“给我往上冲”等口令，结果歼灭敌人少，自己伤亡大。司令部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不善于组织和使用机关力量，不善于使用指挥工具，参谋人员不熟悉战时业务，造成首长空忙，指挥混乱，上情不能及时下达，下情不能及时上报，未能做到指挥畅通，贻误了战机。
部队编成不符合实际，干部不熟悉部队。起初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加强指挥，更有把握地取胜，因此在临战前很短的时间内，把部队建制做了较大调整，指挥层次增多。从外单位调来一批团、营干部担任营连指挥，原有干部降职使用。结果造成上下间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特别是上级领导不熟悉自己指挥部队的情况和特点，摸不清“脾气”，不便于大胆使用和指挥。实战检验证明这些凭主观愿望所作的决定，给作战带来很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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