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为了保障中缅两国勘界工作的正常开展，应缅甸政府请求，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出动部分兵力，与缅军协同作战，共同打击盘踞在中缅边境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我参战部队基本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热带山岳丛林地区作战，在军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49年12月初，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第93 第74军在昆明通电起义后，蒋介石委任逃往云南的陆军总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指挥驻滇的第8军和第26军，乘解放军尚未入滇之机进犯昆明，破坏云南和平解放。该敌在我桂滇黔边纵队、起义部队和由黔入滇的第17军49师的打击下，于12月下旬逃往云南开远、建水、蒙自地区，企图沿滇越铁路逃外国外，或由蒙自机场空运台湾。1950年1月，蒋介石又令以第8军为基础，扩编成第8兵团，下辖第8 、9军，由汤尧兼任兵团司令，留置滇南作战。为了歼灭汤尧部于国境内，中央军委令第4兵团并指挥38军之114、151师由广西南宁、百色地区向云南挺进，迂回蒙自、河口，切断敌人逃路，尔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该敌于滇南地区。
　　
　　1950年1月1日，第四兵团先头第13军由南宁经百色、砚山向蒙自方向前进，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日夜兼程，14天行军900余公里。1月11日，第38军占领河口，封锁了中越边境；16日，13军袭占蒙自、个旧地区，歼敌准备空运台湾的26军主力。汤尧见南逃无望，率部西窜，企图经沅江逃往国外。我第13军 38军和桂滇黔边纵队立即分路跟踪追击。19日，第38军一部在宜得地区歼灭26军残部，桂滇黔边纵队在石屏地区迫使第8军一部投降。25日，第13军在沅江歼灭第8军主力，生俘汤尧及第8 、9军军长以下6000余人。从沅江侥幸逃脱之敌，亦于2月7日至19日大部被歼于镇沅、景洪、打洛等地，残余逃入缅境，主要有两股力量：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领的700余人和流亡于缅甸车佛南的原远征军第6军93师200余人；第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率领的600余人。4月20日，这两股残军在缅甸东北大其力的一个村子小孟捧开会，打出了“复兴部队”的旗号，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一时间从云南外逃的散兵、土匪、地主武装纷纷前来投靠，残军很快由1500余人扩充至3000余人。增设了特务大队、搜索大队和独立第一、二、三大队，成为老缅泰边境地区最大的一股武装力量。
　　
　　残军的迅速壮大也引起了原本指示他们自谋出路的逃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50年9月，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来到缅北，纠集残部，收编各路武装，于次年3月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李弥任总指挥，下辖26军和4个处，取消“复兴部队”番号，将709团改编为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93师，新派彭程为师长。新派吕国铭、叶正南为26军正副军长，指挥上述两个师。这支新成立的“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以配合台湾国民党军“反攻大陆”，其主要任务是窜扰云南边疆，挑动民族纠纷，欺骗、煽动一些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同人民政府为敌，制造暴乱。1951年5月，逃缅蒋军残部实力达到9600余人。
　　
　　1951年5月下旬，李弥指挥残军5000余人分两路窜犯云南省临沧、思茅地区，执行精心策划的反攻计划，先后占领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四县。面对一路“凯歌”，李弥利令智昏，妄想进一步 “克复昆明”。殊不知解放军早在6月3日就已经作出了以优势兵力开赴机动位置，待敌深入，以歼灭其有生力量的作战部署，一张天罗地网正在悄然张开。6月上旬，步兵117团一部进击占据澜沧县糯福之敌，步兵121团一部进击占据镇康县青搪之敌。这两次战斗均歼敌一部，余敌溃逃境外。6月下旬，第14军军长李成芳亲赴保山指挥步兵120团、121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五个团，合击向耿马、双江、西盟、孟连进犯之敌。残军自知不敌，稍作抵抗即全线溃逃，至7月8日，国民党残军全部逃回缅境，窜犯云南的行动彻底失败，解放军共计歼敌549人，缴获轻重机枪9挺，长短枪83支。
　　
　　国民党残军遭此打击后，再不敢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只好一门心思考虑如何在缅甸站稳脚跟，求得生存。经过一年多的休养生息和台湾方面的援助充实，逃缅残军实力增加到万余人，达到了全盛时期。大致序列如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李弥、副总指挥柳元麟、吕国铭、苏全德、参谋长钱伯英、政治部主任赵玉甫，总部位于孟撒。下辖第26军——军长吕国铭；滇西指挥所——指挥官李文彬；第1军区——司令李希哲；第2军区——司令叶植南；第3军区——司令许季行；第3军、“反共抗俄大学”等部。
　　
　　国民党残军在缅北长期赖着不走，且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对缅甸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此，缅甸政府一方面派军队进剿，一方面向联合国控诉。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台湾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把逃到缅北的残部撤往台湾。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共撤走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4、10、18、21纵队等部5472人，以及家属1030余人。在蒋军残部被迫撤走期间，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民兵、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对敌发动强大政治攻势，争取了2466名敌军官兵回归投诚。盘踞缅北的蒋军残部只剩下3800余人。
　　
　　残军主力撤台不久，台湾当局又派原副总指挥柳元麟返回缅北搜罗旧部，于6月成立“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辖第3、5、7军约4500人。但此时残军内部派系林立，各怀打算，根本不大理睬柳元麟这个台湾派回来的最高指挥官，一再发生内讧。恰逢此时缅甸政府正集中精力对付本国的反政府武装，根本无暇顾及残军，使得柳元麟得以铁碗手段治军，全力整顿内部，先是打压吕维英，而后又排挤段希文、李文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总指挥。到60年代初，残军达到李弥率主力撤台后的鼎盛时期，共有部队近万人。总指挥柳元麟下辖5个军：第1军军部位于孟瓦，军长吴运暖，；第2军军部位于索永，军长吴祖柏；第3军军部位莱东，军长李文焕；第4军军部位于孟马，军长张伟成；第5军军部位于孟隆，军长段希文；以及西盟军区和孟白了守备区。各军下辖有2—3个师，师所辖各团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或上千人不等。其军队成员的特点是官多于兵。靠近我边境的为第1、4军。这部分敌人虽然在口头上叫嚷从西南方向配合台湾蒋军反攻大陆，但实际上并无信心和任何准备。其方针是：与我军接触时，保存实力，避免决战，以窜扰、潜入为攻，以避战、逃跑为防；与缅方既敌对又共处，以求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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