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28日，肯尼迪刚就职一个星期就向其高级顾问们表示他对越南问题有了危机感和紧迫感。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驻西贡使馆：白宫已把在南越的"反叛乱"确定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4月29日，肯尼迪批准在南越建立一个作战发展与试验中心，用以发展反越共的新技术。5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到南越，同时向南越提供财政支持帮助西贡政权推行"战略村"计划。"特种战争"爆发。

　　--1961年9月9日，肯尼迪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像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如果南越倒向他们，那将比较会为他们在马来亚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1961年11月下旬，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国务院情报处、陆海空参谋长、所有美国情报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委员会，对中国的外交意图做了仔细的剖析，认为："一旦形势适宜，北京就会以常规政治战争形式，支持当地的游击战争和恐怖行动，或充当后盾和幕后操纵者。"

　　--1961年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智囊班子--政策规划委员会主任罗斯托（Rostow,WaltW.）和泰勒给肯尼迪的报告中认为："南越的失陷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极度扩张，使东南亚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国家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战略影响特别是在亚洲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美国军事力量没有实质性的介入，阻止南越失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962年1月2日，罗斯托宣布，中苏分裂显然是"史无前例的事件"，美国应该支持共产阵营中铁托那样的右倾分子，而不支持中国那样的"左倾分子"。

　　--1962年2月，"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在西贡成立，直接统一指挥南越吴庭艳军队和美国"特种部队"作战。

　　--1962年3月26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所长布热金斯基在《新共和》周刊上发表文章《和平交战的政策--我们如何能从共产主义的不团结中得到好处》，建议美国政府：因为"中国人对美国的极端敌视"，所以应该"把友好和敌视区别对待的政策应用于中国"，"至少在现阶段继续排斥中国"。

　　--美国中央情报局1963年1月14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因为北京的尚武和强烈反西方的路线，一个单独在中国领导下的亚洲共产集团对美国的远东安全利益有严重影响。"

　　--1963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宣布："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苏联在核时代的现实面前似乎认识到某些利益--特别是生死存亡的利益--是全人类一致的。但是，北平（即北京）却仍然坚持正统形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强调暴力革命，即使将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它不承认什么超越意识形态的界线的共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

　　--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备忘录宣称："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1964年3月26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声称："中国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1964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的报告结论如下："南越和老挝落入中国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中国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中国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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