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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已有50年光辉历史、250多万名成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世人心目中仍充满着神秘色彩。
过去几十年,兵团对海外公开的名称一直是“中国新建集团公司”。今年4月,张庆黎成为第一个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身份出访的兵团首长。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里的人们在怎样地工作和生活?
兵团先后经历了8任司令员,目前有4位健在。在兵团成立50周年之际,“新华视点”记者对其中3位进行了独家专访。
世界上唯一没有军衔的司令员
现任司令员张庆黎是一位豪气十足的山东汉子。他说,他1999年10月到新疆上任的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到机场迎接他的同志叫“司令”,连喊了几声他都没意识到人家是在叫他。“我从没穿过军装,小时候做过当兵的梦,但没有参过军,做梦都没想到会当司令。”张庆黎诙谐地说,“后来知道同志们是在叫我,我赶紧道歉。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统领250万人的兵团司令员,自己肩负的责任多么重大。可是我当了司令员却没有军衔,”张庆黎说,“我恐怕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司令员了,因为兵团是一支不列入军队编制、不穿军装、不要国家和人民负担的戍边队伍。”
他以前从未到过新疆,对兵团也不熟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决心用最短时间把兵团基层农牧团场跑上一遍。“半年行不行?”他问身边的同志。“半年你连14个师都跑不完,别说175个团场了。”人家告诉他。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他说。当他走完最后一个团场――农二师36团已是今年的4月,用了整整4年半时间。
在兵团基层的所见所闻,让张庆黎多次落泪。在新疆、青海交界的阿尔金山区,他遇到36团一对夫妻,他们在山沟里开了一家小旅店。
“那里条件之差,一般人难以想象。”张庆黎不禁站起身,用手比划现场的情形说,“就一排土房子,一口大锅,几张木板床。没有广播电视,喝的水、吃的菜都是托过路司机从山外带来的。那里路很不好走,气候很差,我们去的时候已是4月中旬,还下了一场大雪,雪有近一米厚。就在那种地方,两口子竟然已经生活了25年!”
“其实男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他们还不想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方圆几百公里内没有人烟,过路人必须在这里过夜,他们一走客人就没处落脚了。”张庆黎说,“他们不是为了赚钱。客人来吃饭,有钱就交点钱,没钱也可以吃,就和他们夫妇俩一起吃。住宿费也就几元一晚,没钱也一样住。我问他们是否向往大城市的繁华,他们却说自己心里很平衡,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为国家做了点事。”
4年半中,这样的事张庆黎看到、听到了许多。他说:“从他们身上,我深刻地理解了奉献、无私、默默无闻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
劳动比打仗更艰苦
兵团第5任司令员刘双全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责和使命,可以概括为4个字——屯垦戍边。
“屯垦是手段,戍边是目的。屯垦是为了戍边。”他说,“兵团也搞农业,办工业,但兵团发展经济最终是为了增强戍边实力。如果只是为了发展经济,办些企业就够了,兵团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不发展就很难有效履行戍边职责。”他说,“兵团不是军队,没有军费,戍边所需给养多数得自己解决。1954年10月,毛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军驻疆10.5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开始了艰苦创业。”
1987年至1993年任司令员的刘双全,在兵团工作了44年,是目前在兵团时间最长的司令员。讲起当年创业的艰辛,他说:“劳动比打仗更艰苦。”
1949年进疆之前他是解放军一兵团二军的一名军官,参加过解放战争西北战场上大部分重大战役。“最惨烈的是1948年12月在陕西永丰打国民党76军。我们连原有110多人,最后连伙夫、马夫都算上总共剩了18个人。人倒下得真是快!我带一个机枪班冲上去,12个人,不到一分钟全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一个。”
“害怕?打头一枪怕,但是真正打开了,就什么都忘了。”刘双全说,“打仗再残酷,总还有个间歇。可是劳动不一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那样的工作,没有尽头。”
刘双全笑着说:“开荒时也有‘大礼拜’,跟现在的‘大礼拜’不是一个概念。我们那个‘大礼拜’是指10天一休息。”
1950年部队转入生产时,他当连长。“连长和普通战士一样参加劳动,一样用坎土曼刨地,一样住草棚子。”他说,“但我们当连长的还是有‘特殊待遇’。战士是10人一个大草棚子,我们四五人一个,这就是‘单铺’。”
回忆进疆之初他很感慨:“当时全国革命都胜利了,不少兄弟部队敲锣打鼓,给战士发骡子发衣服,准备回老家,而我们还要进新疆。当时大部分人也就打算在新疆呆两三年,最长也不过5年,哪知道,一来就来了一辈子。”
现在刘双全每年都去原来工作过的基层团场走一圈,看看老战友。今年,这位已年过七旬的老司令员又走了农二师17个团场,看到战友们一个个日渐苍老,很伤感。可他对兵团目前的发展感到欣慰,工作生活条件不仅与创业时有天壤之别,比他当司令员时也大大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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