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度(原名陈思谦)，1917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定县。男，汉族。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在河北省保定中学读高中并参加地下党组织活动。1937年6月至1937年10月，在定县抗敌后援会从事宣传工作及党内印刷联络工作。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先后任晋察冀区党委（河北省委）文书、组织部干事。1939年1月至1943秋，先后任北岳区党委组织部干事、组织科长、干部科副科长。1943年秋，任晋察冀分局组织部干事。1944年10月，任中共阜平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9月，任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事。1948年5月，任华北局组织部组织科长。1949年5月，调至铁道部政治部协助工作。1949年6月，任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厂）党委书记。1955月3月至1965年3月，任国营二一一厂党委书记。1960年5月，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政委。1965年3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7年12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4月，任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院党委副书记。1979年11月，任中共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82年12月，任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2月，离职休养。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局机关进驻北平。我们先到后圆恩寺原蒋介石的行宫小白楼的院内住了两天，随后组织部驻到前圆恩寺与后圆恩寺之间的一个大院内。
1949年5月，在我的申请下，领导同意了我“到基层去，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的要求，组织决定将我调到铁路部门工作。国家刚解放，百业待兴，铁路交通是关键的建设项目之一。我先是在铁道部政治部协助王鹤寿主任分配了一批干部，一个月后，于6月正式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二七机车厂）。
自1936年参加革命，我基本上没有离开党的领导机关。调到二七厂，是我13年机关工作的结束。此后的30年，我一直工作在基层。30年中，我经历了风风雨雨，有工作中取得成绩后的自豪和喜悦，也有“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磨难。直到1979年10月，我才重新回到北京市委机关。
在长辛店二七厂的工作
1949年6月，我调到长辛店铁路工厂，我们全家人都一起搬了过去。跟我们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勤务员栗成章，他后来调到工厂一个车间当工人，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我是以铁道部工会特派员的身分去的。直到1950年我找到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市委接上关系，按市委指示在二七厂成立了党总支（后改为党委），我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我的身分才得以公开。那一年我32岁。
二七厂在北平是个大厂，建厂于1897年。我调去时有2400多人。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古都北平即将解放。在我去二七厂之前，解放军某部已接管了工厂，职工全部留用。原厂长贾象乾、副厂长郑文铸、总工程师王荫椿等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下，已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配合地下党，积极组织工人护厂，使长辛店铁路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党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非常关心我们厂的恢复和生产工作，朱德同志和彭真同志还亲临工厂，在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党组织的号召下，早已具备传统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的二七厂工人，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精神，积极投入到支援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的生产热潮中。那时候我们抢修火车机车，为解放军修汽车、修火炮，还为部队制造了几十辆榴弹炮车。为了尽快恢复铁路运输，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工厂还接受了突击生产一万块鱼尾板（连接铁轨用的夹板）的任务。干部、工人们把铺盖搬进车间，吃住在工厂，日夜赶制，很快便提前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铁道部的特别嘉奖，并被授予一面“再接再厉、奋勇支前”的锦旗。这是解放后工厂获得的第一面锦旗。
我在长辛店二七厂工作期间，陆续调来了袁可辛（厂长）、陈平（厂长）、吴文彬（副书记）、黄英夫（副厂长）、田映萱（副书记）等人。工会主席是张洪宾，副主席是何凤亭（老工人），后来还将从东北调来的高晓亭（车间主任）提为工会主席。
在二七厂工作期间，有这么几件事印象很深：
抗美援朝时，从大连送来几辆货车需要修理。那时正是春天乍暖还寒时，早上的时候，突然有人发现有许多飞虫围着货车飞。当时正传说旅大发现美帝国主义散发细菌，大家立刻警惕起来。我派人堵在厂门口不让工人进厂上班，并带人捉了几只飞虫，送到城里有关单位鉴定，还请免疫部门派人来消毒。最后鉴定结果是，这种飞虫名曰“扰蚊”，正是这个季节孳生的，没有携带毒菌，一场虚惊才过去。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由于二七厂在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曾存在一些反动组织和人员，厂保卫部门提交了要逮捕30余名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我看过材料和听过汇报后，感到这个名单定罪材料搞得太草率，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调查核实。特别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并已提干，更应慎重。我就到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处汇报此事并提出个人看法。刘仁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应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但乘我离厂去中组部开会期间，厂保卫科在市公安局的同意下，一次逮捕了30几个人。有人还放风说我“受了批评，一个人蔫蔫地走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调查结果说明材料不真实。不久便放回20来人，再往后几乎全部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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