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没有系统的资料，分析依据就是网络上各路野史，所以，这种考证只能算是“野考”，各位姑枉听之，不必深究。

　　从早期解放军与外国军队的冲突看，PLA往往是首先打第一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9年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中英炮战分炮击“紫石英”号、炮击“伴侣”号、炮击“伦敦”号编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PLA先开炮。当然，首先开炮不能就说我们不占理，英国军舰不顾我军多次通牒、警告，阻挠我军行动本身就该打。

　　中英长江炮战显示了解放军中下层官兵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的特点，同时也显示了PLA官兵临机处置能力强、但是上下级指挥不畅的特点。

　　毛泽东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但如该外舰对我渡江在实际上无妨碍，则可置之不理。”等这个指示到达野战军司令部一级时，长江上已经打成一片了。

　　而我军一线官兵也不是蛮干。击伤“紫石英”号的三野特纵炮3团在这场炮战的前一天，就着重研究了如何打击军舰，决定在对敌舰射击时，以位于各连中央的火炮为基准，施行齐射，并运用交叉火力，争取首射命中；鉴于榴弹炮对装甲目标射击效果不佳，决定榴弹炮弹用全装药，以加强射速和穿甲力。从实际效果看这些措施非常得力。

　　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临机处置能力强、上下级指挥能力弱，这些特点导致了引发冲突的政治影响带有不确定性。1949年中英长江炮战打出了军事、政治双胜利的结果，但是其后发生了误击友好国家捷克的货船、击落英国客机的事件，影响则是相当负面的。由此导致高层严格控制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中外冲突之后往往是政治上的较量，因此，既打军事仗又打政治仗成为对军队的双重要求。

　　1956年8月22日夜间，驻上海的空2师6团张文逸单机在浙江舟山上空击落美军P4M-1Q电子侦察机一架，就引发了政治仗。当时美国说我军击落美机在公海上空，据我方人士很多年后介绍，的确是在我领海上空开炮，但是坠毁到哪里就说不清了。后来双方都找证据，我方在找到了四名美军人员的尸体，而美国在我领海线外的打捞一无所获，由此我方取得了政治仗的胜利。如果政治仗打不好，就有可能引发更大的冲突，当时美国集结了4艘航空母舰威胁我国。

　　后来，“人赃并获”成为我空军打击外国飞机的一个要求。在1958年金门上空的空战中，我空军被要求追击不超过领海线，对运输机暂不打击。当时美、蒋装备几乎是一样的，做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

　　不过，我们可以从“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低、临机处置能力强、上下级指挥能力弱”这四点上看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在金门炮战期间不打美舰的问题。在一般人看来，不先对美舰开炮可以理解，美舰开炮不还击就很难理解了；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美舰对我开炮，我军官兵必然象长江炮战一样机断处置。老毛不说点过头话，难保我军官兵不做过头事。

　　为了既打政治仗又打军事仗，“决不打第一枪”被提了出来，那是在1962年中印冲突前，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说：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其后，“决不打第一枪”成为我军与外军对峙时的原则。

　　在珍宝岛之战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总指挥肖全夫通过电话对一线强调：无论如何不准先开第一枪，这是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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