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T.S.穆尔蒂（Murty）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AChanging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注：摘自1954年7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of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就这样，（1）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这种单方面的程序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
一条国际边界是不能仅仅由相邻国家一方的行政法令来确定。至少双方都必须参与，而且为实现它们领土之间的一项可接受的划分，它们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着手勘察并在其边界地区划界，而另一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其实施中没有给予任何方式的合作或者同意接受其后果，则没有司法原则将可用来说明此种单方面的行为会对另一国家有效。从没有参与国家的观点看，国际边界依然没有划定。（注：A.O.卡克乌拉赫：《解决边界争端的国际法》（The Settlementof Boundary Disputesin International Law）（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59页。）
但是只要印度所主张的早已存在的边界符合北京的想法，或者对北京政府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尽管印度的态度是不通过外交进程联合划界，也不会有发生冲突的缘由。然而，如果印度政府所“发现的”边界同中国所了解的传统历史边界的走向相冲突，该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如果在印度所主张的是其自古以来就建立的边界内发现有一个中国人进入，但是北京声称这表达了中国自身对历史的认识，该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种进入只能被印度看作是不幸的和非法的，而未经允许的进入者会被要求撤退并期望依从。拒绝撤退会将从进入提升为侵入和侵略。一旦公开指责发生了“侵略”，政客和媒体便会抓住它，要求采取军事行动驱逐侵略者。不这样做会使政府受到放弃国家领土这一在逻辑上有确实根据的指责——因此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就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政治需要。
这样，在印度获得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内由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所私下制定的一揽子相互关联的政策，如果持续实施，必然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导致军事冲突。印度为巩固其所主张的与中国边界的政策的第一次明显的表现发生在1951年2月，当时一群印度官员在一支很强的准军事部队的护卫下挺进到达旺的西藏寺院中心，声称那是印度的领土，并驱逐了西藏的行政人员。从而向拉萨当局——也向新近成立的北京当局——宣布一项兼并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在对待东北边境方面既继承又修改了其英国前任所实施的政策。
中国当局在20世纪的头10年重申对西藏的权威——并于1912年垮台——导致英属印度政府企图以一条沿着山脊走的向北约60英里的“科学的边界”取代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既定的传统线，作为其在东北地区行政管辖的界线。（注：寇松勋爵给一条科学的边界下定义说，“它结合自然和战略的力量，并将进出两方面的关卡置于防御一方手中，迫使敌人在能够使用通道前去克服入口处的种种困难。”寇松：《论边界》，见《1904—1923牛津历史演讲集》（布克斯图书馆出版社，弗里波特，纽约州，1924年），第9页。）这样的一个边界规划，在实际上是要兼并约有6万平方英里的中国认为系西藏延伸部分的其自身的领土，而这片领土在英国官方地图和中国官方地图上均表明是属于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的大部分是没有行政管辖的，为部落民所占据，他们凶狠而有效地抵抗无论来自南边或北边的入侵者；但是在其极西端逐渐变细的一块突出的领土，从达旺的寺院中心直到平原，却是为西藏的政教合一当局所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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