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甚至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长崎事件”即因北洋水兵在日本嫖娼所引发。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

　　战争是军队的试金石。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北洋舰队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尤为可耻。1895年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舰队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管带王平率领下集体逃遁，结果逃艇葬身于敌我双方猛烈的炮火之下！与北洋舰队王平等人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鱼雷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

　　在北洋舰队的最后时刻，“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更令人愤怒的是一批贪生怕死的官兵唯恐激怒日本人，据不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被俘资敌，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其二是腐败的满清朝廷

　　1894年11月7日，大清国逃得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大连城陷落了。风雪中日军开始疯狂的屠杀中国百姓，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融化了河面上的薄冰。就在这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隆重庆祝大清国老佛爷的６０大寿。内务府的账本上明确记载着清廷为此花费1000万两白银。皇太后还要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挪用海军军费，加上各省解缴、户部拨发、官员敬献，那个叫做颐和园的地方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约为50万两，北洋舰队鼎盛时军舰也仅为25艘左右，这样算来，4000万两的白银足以让大清国拥有3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

　　光绪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主战的傀儡皇帝当年的婚典花费亦为500万两之巨！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至于李鸿章，这是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19世纪中叶，清政府接连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分裂成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为一批崛起的汉族官僚，他们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洋务派”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史称“洋务运动”。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和“敌外国”相提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无法同时解决“内忧”和“外患”，洋务派意识到只有依靠西方列强，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失败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其三是制度上的失败。

　　北洋舰队覆灭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此信名为劝降，但没有一句劝说，可谓一篇奇文，虽写于百年之前，但是依然值得百年之后的国人细读深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怎么会在如此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恳谈仗之胜败、国之安危的根由所在。只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替的日子里，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对于愚昧落后但依然妄自尊大的大清国来说，的确急需“国可存立”之“要图”。否则，它失去的就不只是北洋舰队了，而是拥有了260多年的江山。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大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

　　大清国也有一部分开明的官僚试图励精图治、整军自强。但在那种绝对的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慈禧本人极其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中日两国从制度改革方面比较，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严复曾经洞若观火般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渭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大意是：中国自秦以来，没有天下，没有国家，只有皇帝一家而已，皇帝一家兴则亿万国人沦为臣妾，所谓兴盛，只是皇帝一家兴盛，所谓灭亡，只是皇帝一家灭亡。皇帝称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皇帝一家灭亡则一切随之灭亡。...所以皇帝考虑的。只是皇帝一家的得失，从来不为天下国人考虑。)

　　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是留英同学。后人常以伊膝回国后大展宏图，辅助明治天皇使日本使日本变法自强，而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嘲笑严复无大出息。然而仅凭上面严复那一句话，便不枉我辈一生对他的高山仰止。

　　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有了严复那句话，一个文弱的孙中山大呼四个字：“天下为公”，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便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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