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公布了近万件建国初期的外交档案。此次解密的档案虽然数量有限，但涉及范围较广，基本涵盖了除朝鲜战争以外建国初期的重大事件。有些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是鲜为人知的。其中，有关建国初期我方人员假道香港过程中受到刁难的有关事件就是一例。

　　西藏和平解放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人员在青藏公路开通前，不得不通过从中国南方乘飞机或轮船到南洋，再从南洋乘飞机到印度，随后乘火车到达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区，再换乘马匹或其它牲畜、或步行经印度北部、尼泊尔、不丹或锡金进入西藏这条路径入藏。但在建国初期，由于这条路线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当时政府和部分人员对新生的人民政府和部分人员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怀有敌意，因此，经由这条路线的工作人员经常受到各种刁难。港英政府工作人员对我方人员的刁难就是从过港的驻藏人员开始的。

　　这份档案卷宗的第一件文件是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在1953年4月4日呈送给外交部办公厅的一份“密件”呈文，其中提到：

　　（1）本年二月十四日我驻印大使馆二等秘书裴默农同志陪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六人由印经星（按：新加坡）飞港，黄作梅同志等四人到机场迎接，因航空公司把裴同志（持有外交护照）的行李和其他人的行李搞乱（将裴的行李卡片缚於西藏来人的行李上，西藏军区同志的行李卡片则缚於裴同志的行李上），机场海关乃以此为借口，要全部检查行李，经我坚决拒绝后，英方始允不检查裴同志行李，但对我持有官员护照的西藏军区官员的行李，却用极不友善的态度反复检查，黄作梅同志乃陪张国华同志等先离机场，但车将开行时，机场的警察数人竟趋前查问，汽车是谁的？及往何处去？黄作梅同志不予答复并斥其无理，待我汽车开走后，该警察立即打电话通知另派便衣警察暗中跟随。

　　（2）二月十七日我外交信使胡洪范及单达忻由深圳过境赴港，新华社派唐载之同志往接，当胡同志持护照准备过境时，在罗湖桥上的英方警察不让他们过去，无理提出要将护照先送到罗湖站警署盖章后才能过境（按深圳与罗湖仅一桥之隔，罗湖站在英界。近桥，深圳站距桥约二华里）唐同志乃将胡、单两同志护照送罗湖站英籍“帮办”盖章，该“帮办”又故意留难说要打电话请示其上级，但经唐同志催促数次，该‘帮办’仍借口未获其上级答复，不允盖印，并故意留难唐同志，要他站在无篷的旷地上等候，当时正在下雨，唐同志严予拒绝，结果该英籍“帮办”故意拖延了两个多小时，始将护照盖章。

　　以上两事发生后，新华社同志曾向香港英政府政治部主任提出口头抗议，该部对海关检查及警盘问事，诈称“可能海关官员认为他们是一般旅客”及“警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并否认派便衣警察监视及跟踪，有无耻地说：“如果偶然有的话，也是为着注意国特对你们有些什么活动。”对拖延护照盖章事，又狡称：“不知他们是否已办妥过境签证”。我新华社同志据理驳斥并指出其对我外交人员的不友好态度后，该部又无耻地说：“不要把整个香港政府拿来讲，否则就变成很严重，总之我注意这件事就是了。”

　　（3）我西藏致敬团团员私人及翻译一人于三月十九日由广州赴港抵深圳后受新华社委托之亚洲公司职员，即于下午一时半将他们的护照送至罗湖站盖印，该站英籍“帮办”又将护照搁在一旁，未即予盖章，经催促后该“帮办”竟拿了护照到酒吧间去喝酒。此时适有两英水兵被我方递解出境，该英籍“帮办”见此，更故意拖延，经再三催促，该“帮办”仍态度横蛮不予理睬，直至下午三时一刻（距第二班慢车开出时间仅十分钟）始将护照盖印。

　　此事发生后，我新华社又以电话向英政治部万世光“帮办”（中国人）提出抗议，并警告其须停止此种不礼貌行为，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该“帮办”照例口头答应“向上级反映并调查此事”。

　　据香港新华社同志估计：英帝此种行为，可能系因其水兵被我押解出境而采取报复手段，印第二次事件（即胡洪范同志等过港被留难事）发生时，亦是有一批天主教徒被我方押出至英界，但亦有可能系受英帝当局的直接指示，据我处分析英方此种行为，受其上级指示的可能性较大，因自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边境情况较紧张，英帝从二月下半月起即在新界增派警员巡逻，又在沙头角实行封锁，扣留双方进出中英界的居民数十人，这些都说明香港英政府的态度。

　　特将以上情况报呈你部，对此种故意留难应如何处理，请示。

　　根据卷宗中其它文件分析，外交部在收到这份呈文后，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卷宗中藏有一系列的“急密”便笺，如：“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五十分电话询新华社，据黄佐良回答，黄作梅同志即由港新华社其他回国同志已赴东北参观去了，须若干天才回北京。”“我在港新华社即已于口头抗议，对方已道歉并表示保证，还是看看事实上是否改好再说。目前不再提口头抗议。”

　　在一系列的调查工作后，外交部欧非司负责人员于1953年4月15日签发了《英警在香港数次连续留难我外交人员应否相英抗议》文件，这份文件上标有“绝密”字样。

　　（一）情由节略：（根据穗处交字第二七四号函及发宦一四零、一五八号电）

　　（1）二月十四日我驻印大使馆二等秘书裴默农陪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六人由印经星飞港，机场英海关以行李卡缚错为藉口，要检查全部行李，经我坚拒，英方始允不检查裴的行李，但对持有官员护照之西藏军区官员行李，却反复检查，机场警察并趋前查问张国华所乘坐之汽车。

　　（2）二月十七日我外交信使胡洪范及单达忻由深圳过境赴港罗湖桥上英警不让他们过去，又故意留难不予盖章，拖延达两个多钟头，始将护照盖章。

　　以上两事发生后，新华社同志曾向香港英政府政治部主任提出口头抗议，英方诡辩狡赖。

　　（3）我西藏致敬团团员四人及翻译一人于三月十九日由广州赴港抵深圳后罗湖站英籍帮办又将护照搁在一旁，喝酒，拖延两小时，始将护照盖印。

　　此事发生后，我新华社又以电话向英方政治部抗议。

　　（4）三月三十一日又发生对吴坤、张逸人入港的留难，亦以用打电话到港、喝酒、漫骂等方式拖延二小时，才放行。

　　次日，新华社派唐载之去港政治部交涉抗议，指出他们连续三次对我外交人员为难，是上下一致。该部主任答应调查，次日答复，谓：“当日入港中国人多，英警忙乱，故延误；英警态度不够好，我外交人员亦不够礼貌，以后不会有类似事件发生。”

　　四月九日香港警司麦景陶请港新华社唐载之到政治部谈话，主要谈及此类不愉快事件，麦称：“我对此表示道歉，我已通知下级，凡有你们外交人员过境，我保证他们一定顺利过境”。

　　（二）我们意见：

　　英方所已连续留难，最后道歉了事，似是与今年我们处理英谈判代表处出入境人员有连带关系。今年以来英方长久即已申请入境的有邓霍姆、贺斯金、蒲乐思、寇恩师、柯璧似等等，在今年三月起我们才逐个批准；而申请出境的有顾克柔夫妇、包士敦夫妇、德尔薄、庄时登等人，不知在出境时我方检查人员如何执行任务（按：此着重线为原件批示，另有批示：向海关及公安部查证）。故这些连续留难我外交人员的事件，可能是英方采取报复手段所致。但麦景陶四月九日道歉并空言‘保证’，又似将问题缓和化。因此，我们认为可不必由外交部再提出抗议，因新华社在港同志的口头抗议已初步有了反应。

　　另一考虑是，我们东南亚使馆人员及信使常欲往来路经香港，英方屡次留难拖延实违背国际礼遇的惯例，不论对方是否出于报复心理我们理应召英谈判代表处人员来部，由签证处首长予以口头上的抗议，以免英方变本加厉。

　　以上孰为妥当，请示。

　　从该档案卷宗内其它文件看，此事中英双方均未继续对此事进行交涉。此事至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