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黄猫黑猫，咬得到老鼠的才算好猫”，这是刘帅经常引用的一句口头禅。刘帅运用战术不拘一格，用将也是不拘一格，特别主张培养将领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作战能力。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蒋介石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阳。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选定的攻擂手是6纵司令员王近山。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但是打襄阳仅靠一股疯劲是不行的，许多人对王近山心存疑虑。
刘伯承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信心。1943年，刘伯承命令王近山从太岳军区率一个团回防延安，保卫党中央。旅长陈赓在为王近山送行时指示：“尽快赶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战斗。”当王近山一行经过洪洞县的韩略村时，还是果断捕捉战机，一举歼灭由驻华北日军军官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敌少将旅团长以下120余名军官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日军当时的全盘“扫荡”计划也因此被打乱。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
确实，经过刘帅的八年调教，王近山已经是集勇猛与智谋于一身的将领了。
因此，刘伯承稳坐中军帐，放手王近山大闹襄阳城。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6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后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战后，刘帅论功行赏：“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当然，在战争期间，还有不少其他干部经他放手使用，在战争中锻炼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员。如陈赓在抗战中期就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坐镇晋西南；解放战争爆发后又向毛泽东毛遂自荐，以偏师强渡黄河，经略豫西，成为挺进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又如传奇将军皮定均在抗战后期即被刘帅“放单”，孤军深入河南，后又带领部队成功千里突围至华东；建国后时而坐镇台海，时而坐镇西北，长期统率一个方面军。
四、诲人不倦，死而后已
在刘帅眼里，部将永远都是他的孩子，时时刻刻离不开大人的教导。因此刘帅以教育部下为己任，教带兵，教作战，也教做人。他教育部下大多和风细雨、循循善诱，也有少数时候为治病救人棒头顿喝、不留情面。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在秦基伟、皮定均等将军的回忆中，刘帅经常告诫他们，行军作战要把“任务、敌情、我情、地点、时间”等“五行”弄清楚，这是取得战役战斗胜利的关键；否则“狗戴砂锅，乱撞一阵”。1938年3月，刘伯承准备在河北邯郸至山西长冶公路间的神头岭伏击日军。定下决心后，他亲自到预定战场观察地形，发现地图上原本在岭下绕过的公路实际上是从岭上通过。刘帅乘机教育身边人员说：“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下边，恐怕鬼子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岭下傻等，甚至可能挨鬼子的打哩。”刘帅走后，准备参战的几位旅、团级干部又进一步侦察了神头岭地形，为后来取得著名的神头岭大捷奠下良好的基础。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刘帅因受到错误的批判，离开了军队主要岗位，但他仍然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并把他长期思考的理论成果传授给他的学生。1965年1月，传奇将军皮定均前去看望病中的刘帅，刘帅在病床上向学生讲授了一条心得体会——任何防御都要有预备队。这是他反复总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教训的结果。这次教导在皮定均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后，苏联百万大军压境，皮定均在刘伯承元帅的力荐下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坐镇大西北，按照刘帅的指导思想整军备战，有力威慑了国境线外蠢蠢欲动的苏军。
正是由于刘帅同时具有全面的带将之德、练将之道和用将之术，又以诲人不倦、死而后已为己任，其麾下的大批指挥员被培养成为智勇双全的复合型高级将领，使之以百花齐放之势，璀璨于解放军名将之列。据统计，在国际风云波谲云诡、国内政局动荡的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镇守全国11个战略大军区的统帅几乎有一半是刘帅的学生：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后对调到福州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后对调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后对调到沈阳军区）。他们确保了中国半壁江山的安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