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了这个题目我才感到它的难度，说李鸿章等同于卖国贼恐怕没有几个中国人会怀疑的。我以前也是这么看的，当他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留下自己的大名时，他就应该永远地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即便是后来得知了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我仍然嗤之以鼻，因为我私下里认为外国人从李鸿章那里得到了好处，美化了自己的侵略行为，当然会说他的‘好话’。

　　姑且先来看看在李鸿章死后外国人是怎么说的吧。

　　日本：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从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眼光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我对李鸿章的重新认识是在知道‘舍我其谁’这个词是首用自他口以后。那是在1900年的夏天，已经78岁的李鸿章从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一艘名为‘平安’的轮船上说的话。当时距甲午海战战败已过去了近5年，古老而有腐朽的中华帝国正忍受着前所未有的侵略，京城已经被八国联军侵占，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等一干人狼狈不堪地逃到了西安，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下溃不成军，清军虽也曾拼死抵抗过，但由于军事指挥的混乱已经武器装备的不足，再加上几次重要战役中被击中弹药库的惊人‘巧合’，帝国北方已经是无关可守、无险可防了。

　　这个时候，已经逃到了西安的慈禧急需要这样一个人前往北京去收拾局面：有足够的威望和资历，在外国人面前比较能‘吃得开’，能够得到还没有‘沦陷’的南方官员们的支持，有独自处理大事的魄力，能够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尽量维护朝廷的利益，能够确保帝国的完整，而且最关键的是还能对慈禧本人非常忠诚的人。

　　慈禧衡量来衡量去，能满足她这一个条件的就只有一个不是满人的官员――李鸿章。

　　李鸿章在军事上并非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差，恰恰相反的是，李鸿章是靠军功起家的。1862年3月，上海的商人、官员、绅士们因惧怕太平军而请求当时如日中天的曾国藩派兵保护，但曾国藩及他的部下都顾忌要深入到拥兵百万的太平军后方去作战，无人敢去。李鸿章却把此当做了一个‘机遇’。3月4日，李鸿章带领五个营近一万人分乘七艘上海方面租用的外国商船前往。这次行动以‘胆大妄为、出其不意’而闻名遐迩。沿途两岸的太平军看见李鸿章乘坐的外国商船有点不知所措，居然未发一枪一弹由他前往。整整航行了三天后，李鸿章的部队未伤一兵一卒实现了‘千里突防’，到达上海。

　　更令人惊奇的是，李鸿章在此后不久的上海虹桥一役中，仅仅率领了3000淮军就击败了包围他们的10万太平军!而且李鸿章身先士卒，‘执桴鼓于军前’，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淮军士兵个个拼死向前，使得太平军阵脚大乱而自相践踏，死者逾万！此战不但令上海人侧目，即便是防守租界的外国军人也对李鸿章从此刮目相看。

　　然李鸿章并非善人，他的冷酷和狡诈也是有名的。在淮军包围了苏州城后，太平军‘纳王’提出以他杀‘慕王’来投降，要求淮军不能杀他而且还得颁给他二品顶戴。李表示了同意。但等‘纳王’真的带来了‘慕王’的人头来投降时，李将‘纳王’立即正法，而且还对已经投降了的近两万名太平军大开杀戒。使得人心大失。虽然后来李鸿章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到‘纳王’的灵堂祭吊，也没能有改于他的形象。但就在这件事中，李鸿章坚持了他的原则，坚决不按英国人要求的写认错书，他说：帝国的军政与外国人无干！

　　在后来令人扼腕痛惜甲午海战中，舰船总吨位差不多且在大型铁甲船方面比日本占优势的北洋海师输得彻彻底底，这对当时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位的李鸿章来说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说在此前，和西方有着密切来往的李的思想就比较开放的，他看到了当时绝大多数清朝官员们所没看见的中、西差距，所以在他的倡导下，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西的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和金陵机器局就是他一手建设起来的。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薄弱，使得各派系间争权夺利，大大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整体效果。再加上一个愚昧和腐朽的慈禧太后，把整个中国的国防建设搞得一团糟。

　　在甲午海战开战前3年的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从来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忍不住提了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当时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方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甚至就在甲午开战前夕的1894年，慈禧以办60大寿生日的名义还两次‘借用’了海军军费，第一次为437万两，第二次为750万两！

　　写到这，我忍不住掷笔叹息！一千多万两白银在当时可以在国防上做多少事啊！所以，我是这么看的，甲午海战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战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腐败政治体系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慈禧――的国防意识淡薄。北洋海师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既有令国人热血沸腾的英勇，更有令国人羞愧的逃跑，虽然拥有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号称‘三甲’的坚船利炮，却不能以有效的战术迎敌，一个在战前不久还访问过日本、在日本港口大肆寻欢作乐的帝国海军溃不成军，最终使大清帝国的海军从此萎靡不振。归根起来还是平时的训练不够，正应了那句话：平时少流汗，战时多流血！

　　甲午海战后的李鸿章被贬到了两广做总督，一呆就是四年，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他才又一次迎来了他的‘机遇’，这就是慈禧在逃亡的过程中对他的新的任命：‘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这样‘官复原职了’。但李鸿章自己肯定没有想到，他将开始的这人生最后一年将满是曲折和耻辱。

　　很多人都不知道李鸿章是一个很敢于表达自己‘主张’的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人人避‘康党’而远之的情况下，李鸿章在朝廷上公开说‘我是康党’！使得周围人都大惊失色。而且此前康有为还是公开攻击过他的人。奇怪的是慈禧居然未因此而怪罪他，也许慈禧也明白：什么朝代也需要几个能干点实事的人吧。

　　我说李鸿章可以干点实事并不是完全赞同他，实事也要分正确的实事和错误的实事，还要分重要的实事和无意义的实事。但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在笔者看来是真正有意义的实事。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中国近代军工的开山鼻祖。但李鸿章太武器论了，他建造的北洋海师从装备上来说在亚洲首屈一指，铁甲舰的单舰吨位也是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前三名的，但就是不重实战，平时疏于演练，以至于甲午海战一开始就使我方舰队处于不利的接敌阵形中，甚至在舰队的指挥官邓世昌牺牲后因为没有后备方案而使整个舰队处于无指挥各自为战的状态！这能不打败仗吗？

　　1900年7月17日，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已经78岁的他登上了广州前往上海的轮船。在酷热的天气下他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下属官员们都在船上静静地等候，鸦雀无声。当有官员上船来告诉他外国各领事馆对他的新任命的反应是：诸领事皆额手称庆时，他说了一个后来被很多有‘性格’的人反复引用的话：舍我其谁！

　　仅仅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次的北上和外国谈判的事比较乐观。他可能认为凭他多年周游各国和各国要人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是能解决这次帝国危机的吧。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那句后来被各国所公认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李鸿章自知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设身处地地从他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也就剩下一个‘留史清名’的愿望了，如果处理得好，可能就会冲淡他签署《马关条约》的沉重，于是，就在满朝的官员都逃离京城的情况下，他满怀希望地前往了。

　　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签署了《辛丑条约》，并且是在一边吐血一边和各国领事周旋的情况下签署的。而且签署前得到了慈禧的批准。据说慈禧看见条约中在要惩治的人中没有牵涉到她时，非常高兴，连连给李鸿章发电催签。她只考虑到她自己，其他的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在谈判期间，李病倒了，英、美两国公使前来‘探望‘，就在病床前对李告知了他们新商议的条约大纲内容，并恶狠狠地对李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覆辙，自取灭亡！两国公使走后，李鸿章‘放声大哭’。

　　是啊，他怎么能不哭呢？现在已普遍承认的真理是‘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大清帝国拿什么去和人家谈呢？事实上中国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中都再没有‘谈’的资格，就是有了所谓的‘谈’也不过是任人摆布，惟命是从。不能有强大国防保护的国家是没有人会尊重的。直到53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国才又有了和外国平等‘谈’的地位。这地位是哭不出来而只能靠打出来的。

　　很多朋友以为李鸿章是天生的‘卖国贼’，认为只要是他签署的协约或则参加的谈判都是误国、卖国的。其实不然。早在1873年，李就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和秘鲁谈过。当时秘鲁是从中国沿海掠走奴隶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秘鲁的劳工多达11万人，这些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于是劳工们联名写下了《诉苦公禀》给大清帝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外交保护。秘鲁公使抢先到天津要和大清政府签订‘友好条约’，李鸿章坚持要先派人到秘鲁调查华人劳工待遇再谈条约，秘鲁公使坚持不干，而且还借重其他列强国家来施压，李鸿章最后拍案而起：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怎么掠走的就得怎么安全送回来，而且一个都不能少！

　　后来秘鲁大使灰溜溜地回国了。难道这是另一个李鸿章吗？非也，完全还是国家实力使然，虽然大清帝国当时已经很不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秘鲁还不是对手。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臣，谁不想说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关键是实力，实力才是说话的本钱。

　　1901年的9月7日，李鸿章终于代表朝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回家就又一次吐血了，据记载达‘半痰盂’之多，且呈‘紫黑色大块’。精神和肉体都垮了的他在病床上给朝廷写了一份《和议会同画折》，其中说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这段话在飞雨看来可以算是李鸿章的政治遗言。虽然简短却意义深重。先是说出了他对帝国处境的看法‘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说明了帝国已经衰弱到和谁争都会吃亏的地步；其次又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感受‘创深痛钜，薄海惊心！’，说明李鸿章对帝国到了这一地步是非常痛心的；再次又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就是说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帝国都应该稳住与诸强的关系，然后‘内图富强’，这样才有可能有一点转机；最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诚然，我们不能完全赞同李鸿章的政治遗言，因为国际政治往往比个人交往更加地复杂和龌龊，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如此，什么‘文明世界’那只是强国的一个幌子，能欺压就欺压，能掠夺就掠夺才是帝国们的本色；但李鸿章作为晚清最后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说这番话自然有他的道理，更何况他是在年事已高、重病发作而已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写下的。所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不过如斯了。

　　接着，李鸿章没能等到慈禧回京就死去了，死前一周未进食。他凄惨地躺在此次到京的临时居住地――贤良寺，甚至就在死前的一个小时俄国的大使还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对俄占领东北地区的条约上签字，李鸿章已经没了眼泪，他闭上眼睛一言不发，直到俄国大使离开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和中国为难’。李才睁开了眼睛，而且炯炯有神，口中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已经发不出声了。直到其他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方才瞑目。是年79岁。

　　飞雨写下此文不是为李鸿章‘翻案’，责任历史自有定说。我只是想通过李鸿章的个人生平折射出一个末代王朝的影子。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实际上是永远相连的，国家强，则国人说话底气足，国家衰，不说平民，就是官至李鸿章等也不过落个悲惨结局。

　　从李鸿章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少年得志但最终因大环境不利而最终郁郁不得志的有志人们。所以，民族、国家、个人其实是三位一体的，看看以前，想想将来，我们那一个人能说自己身上没有一份责任呢？李鸿章签署的卖国条约其实是一个国家腐朽、落后的证明，他固有他的责任，但让他一个人来抗这个责任是不正确的。在飞雨看来，把战败、签丧权辱国条约的责任归到一个人的头上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责任解脱。我们现在可以嘲讽那些当年在‘戊戌六君子’被砍头时无动于衷的先民们，我们认为他们麻木、愚昧、自私，回头反省自己，再看看身边的人们，难道不是还有吗？

　　愿所有希望中国强大昌盛、人民幸福的先人们安息，我们惊喜地看到，中国已经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