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来自苏联可能的军事干涉，我们做了三种不同情况的估计：一是大的干涉。即他用利用我们反击越南之机，从北面大规模地超越边境，搞长驱直入的侵犯。这种侵犯可能是严重的军事大规模的现代化进攻，甚至计划打到我们的首都北京……二是中度的干涉或介入，搞一些“还乡团”式的军事行动，以新疆、内蒙境内为主要目标，以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人员为主体进攻我们。三是在边境地区搞一些小规模的挑衅事件，在边境一带闹事，给我们造成压力，达到牵制我们，帮助越南的战略目的。

　　领袖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能够在复杂的局面下，准确的判断、果断的决策，从而赢得战略主动。

　　和１９５８年一样，打了也就打了。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接到越南政府的紧急请求，要求苏联立即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苏联方面只是决定向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派遣军事指挥顾问团协助作战，北部边境的苏军几十个师除了有一些类似威吓性的演习之外，始终没有实质上的什么调动和部署。

　　后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评论说：

　　“……如中国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打了十多天后就收手撤军了。而苏联的反应呢？始终只限于虚张声势，恐吓威胁，不敢轻举妄动。”

　　“……它起码揭穿了苏联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使人们看到把苏联的盟友教训教训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些受到苏联威胁的国家，是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的。”

　　当然，我们的“打”，还是遵循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在战前，我们直接而明确的表明了要惩罚越南。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美。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问：由于柬埔寨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出现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1979年2月初，邓小平飞抵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侵略者不给予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越南侵略柬埔寨，中国如何看时，邓小平份量很重地说道：“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记者问中国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邓小平幽默地说：“我们得等着瞧。”

　　最后一句，语惊四座，邓小平：“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这一系列的表态，清晰的表明了中国将采取的行动，既表明了中国严正的态度，又取得了盟友的默契，也给苏联打了预防针，起到了“抢先划线”的作用。

　　什么是“抢先划线”？就是依据核大国必须受到尊重的原则，抢先表明态度以限制其他核大国的选择。

　　当然，这条线不能划到其他核大国的核心利益中去。我们表态要“惩罚”越南，并没有说是彻底推翻，这就给各方留下了回旋的余地。

　　类似的场面在１９５８年也出现过，当时苏联在得到我国不进攻台湾的明确承诺后，向我国提供了核保护。

　　时间到了１９７９年，我们有更有力的手段迫使前苏联尊重我们的立场。在1978年的３月、１０月和１２月，我国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密集的核试验成为震慑苏联、左右局势的有效砝码。

　　综上所述，在对越作战前夕，中美苏之间有过错综复杂的大国较量，这场较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准确大局观、有效的纵横术。

　　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具体的评价很复杂，国内甚至以惨败形容，这就要看引用谁的战果统计资料了。我认为昆明军区编写的资料还是比较权威的，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认为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失败的人，还是有轻视越军的思想，认为打越南没打出打印度那样的战果很没面子，实际上越军当时的战斗里相当强，而且装备也不算差，当时他们自己不是号称“第三军事强国”嘛！对此邓小平是有充分认识的，定下了杀鸡要用牛刀的策略，说明他对于我军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是看的很清楚的。

　　评价１９７９年对越作战的成败，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看对越南经济造成的损失。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战争使得越南北部工农业、教科文卫等方面损失在９０％以上。当时的柑塘年产磷矿石50万吨，在越南对苏出口中占三分之一，战前刚安装全新的苏联矿山设备，越南曾下令死守柑塘矿区的命令，但最终还是被我攻克，345师几乎被全歼，316A师受重创，估计那些矿山设备也不会给越南人留下。

　　这些都是对越南经济的沉重打击，这个打击在日后的效果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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