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人，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人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人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韩，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韩人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井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人、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OmarN．Bradley）一九四八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韩部队跨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并南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四十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态度，一变而为一九九○年在波斯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于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韩战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

　　杜鲁门总统毅然决定在韩国抵抗共产党，完完全全和美国领袖一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已明白表示韩国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我们的防御线穿越星罗棋布的亚洲海岸的岛屿链。它起自菲律宾，通过琉球群岛（包括其主要基地冲绳）；然后折至日本，阿

　　美国并没有做到罗斯福总统预期的“把子弟带回国”。它深深介人，成立组织和计划去防御苏联人侵，并且尽力对苏联阵营施加压力。遏制政策照原定构想，顺利运作了三年。大西洋同盟承担防止苏联扩张的军事防范，马歇尔计划则在经济、社会方面强化西欧国家。希腊、土耳其援助方案阻止住苏联对东地中海的威胁，柏林空运行动亦显示出民主国家有决心不惜一战，抵御对其权利的威胁。在上述每一个案上，苏联都退缩，不与美国摊牌。

　　但是，遏制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使得美国领袖根据两个错误的前提行动：第一是它的挑战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变幻多端、模糊不清；第二是共产党会消极地坐待其统治政权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共产党可能在某时点爆发，选择对美国政治、战略最具复杂度的地方作为目标，发动事故。

　　遏制理论被推销给以欧洲为重的国会，使它勉强予以接纳。担心苏联会侵人地中海，促成了援助希腊、土耳其方案；苏联可能会攻击西欧，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苏联有可能在各地到处滋事，令人防不胜防。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突然被迫必须正视遏制理论歧义不清的问题：一个共产党代理人针对华府宣布不在美国防卫范围之内，且所有的美军去年已经撤出的一个国家，发动了军事进袭。侵略者是北韩，受害人是南韩——两者都与美国战略焦点欧洲，相去何止万里之遥。可是北韩人侵后不到几天，杜鲁门就匆匆下令由训练井不充分的驻日占领军中，抽调兵力，组成远征军，进行原先战略规划并未纳人、也未向国会寻求批准的就地防卫。美国战后的政治和战略规划，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类侵略的可能性。

　　美国领袖只界定两种战争的可能起因：一是苏联突袭美国，一是红军进攻西欧。布拉德利将军（GenOmarN．Bradley）一九四八年以陆军参谋长身份作证时说：

　　“就国家安全做规划当然必须考虑到美国在一开战就遭到空中进袭的可能性。这种空袭的可能性和实际性每天在加强，故我们必须确保敌人可能空袭的基地之安全。其次，我们必须即刻发动反攻，并以空中作战为最主要的攻势反击，我们需要一些目前尚未有的基地。占领和坚守这些基地，那就需要动员陆军攻击部队。”

　　布拉德利却没有说明，苏联在经过一场剧烈作战、国力衰竭之后的三年，如何、为何要进行扩张策略，何况美国还拥有原子弹独占优势，苏联亦无远程空中作战能力。北韩部队跨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并南进之后，美国的行为无一能让莫斯科和平壤的决策者认为大不了就是外交抗议之外，还会有更激烈的反应。四十年后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同样大吃一惊，没有料想到美国会由一九八○年代末期的修好、和睦态度，一变而为一九九○年在波斯湾大举布置兵力。莫斯科和平壤的共产党领袖相信美国人声称朝鲜不在其防御范围之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在默认共产党占领中国大陆这个局面之后，不会为了并不重要的韩国大动于戈，去抵挡共产党占领南韩。他们显然没有了解到，美国决策人士对美方一再宣称，抵抗共产党侵略是道义责任的说法，其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战略分析。

　　因此，韩战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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