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中堂临终诗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评李中堂
仔细翻翻资料，发觉李鸿章很复杂，有几分狡猾，又有几分耿直，既忠于职守，又循私舞弊。用句俗话来说，他是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特别、很有趣的人。
李鸿章为人很聪明，读书也还用功，24岁中了进士，此前已师从曾国藩。此后五年多一直在北京当写写画画的小文官。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江皖吃紧。1853年，30岁的李鸿章在老家合肥随父母官办起了团练（当年，曾国藩也在湖南拉起了湘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不过是一传统知识分子，又不是革命先驱，这么干天经地义。太平天国、捻军也没少干烧杀抢掠之事，视为乱匪，有何不可？再者，1855年太平军曾攻克合肥，李鸿章的老婆、小儿子都被杀。所以李鸿章拼命杀太平军也有报仇的成分。李鸿章在安徽立了些战功，却因和同事搞不好关系，只好于1858年投奔了曾国藩。
曾国藩一向有伯乐之誉，连自视甚高的左宗棠都说："谋国之忠，识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李鸿章初来投奔时，满心欢喜，自以为曾乃恩师自会重用。没想到曾国藩爱理不理，摆足了架子，才让李鸿章当了个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后来说，他是觉得李鸿章少年科甲，志高气胜，难于驾驭，故要先折其锐气。看来，李鸿章当时确实有点年少轻狂。
曾国藩一生又是著书立说，又是奖掖后进，又是建功立业，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深谙韬晦之术，一破天京立即请裁兵，立下庭训"耕读传家"，死得也早（61岁时卒），所以颇得美誉。曾国藩极重个人修养，自己每天三省其身，要求手下也要洁身自好。他选用将领要求"有理义血性"，选士兵要求"健壮朴实"，所以湘军中无绿营之暮气。而李鸿章虽是科举出身，却极好名利，对著书立说没有多大兴趣。李鸿章跟老师曾国藩学了一套定时起居的做派，每天5点即起，先临兰亭１００字以养心自律，午饭后必沿廊散步，再昼寝一点钟。但李鸿章从不掩饰自己汲汲于名利，对下级也不严格要求，基本上是只要能办事品德差点也行。上行下效，淮军的军纪比湘军差了很多，其将领也有不少是贪鄙之人。后来的史学家曾指出，湘军还讲点理想（至少表面上如此），淮军却是实际第一。湘军领导人多是湖南人，淮军早期领导人（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是安徽人，还以合肥一带居多。其实今天的湖南人仍是颇好讲理想（当然落不落实是另一码事），今天的安徽人也仍是颇好名利，。偏偏世论常不齿于小人，又难识伪君子，所以李鸿章、淮军乃至安徽人名声不好也是常事了。
李鸿章有时候还很耿直，常不给人留面子。甲午战后，李鸿章身败名裂，门生故吏大多别投他门。当时如日中天的翁同禾看上了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便让曾是李鸿章手下的袁世凯去当说客劝李鸿章辞职。没想到李鸿章一眼看出了袁的来意，大喝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如此有趣之李鸿章却被后世千万人唾骂，主要原因还是他被当成了卖国贼。李鸿章自己辩解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进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稍稍不带偏见认真看点材料的人，都会知道洋务运动一直就在裱糊大清朝这间破房子。不过在甲午战败一事上，李鸿章这个裱糊匠确有责任。李鸿章自知日本军力已非昨日，主张依靠外国来调停，尽力避战。这一基本认识是正确的。当时清朝之国力已经难与日本抗衡。有人说我中华泱泱大国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众志成城当可战胜日本。这实在有点书生意气了。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有很多著作，其中有大量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的资料。多看看自然会得出正确结论。当然这种假设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当时日本是全国上下一心求战，此前明治天皇扣自己的薪水买军舰，出征的日军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夹道欢送。而大清朝呢？慈禧挪海军银子建颐和园，清流派大叫开战却无力典兵，不少上战场的军队军纪涣散，京津一带送别人群哭声震天。就这个样子不败下阵来天理不容。
李鸿章在甲午一战中的过错是本不欲战而强战，既战又欲保力求和，首尾两端，所以志不能坚、战不能胜，平生事业、名节扫地都休。但战败之罪决不应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李鸿章之部下，虽有卫汝贵节扣军饷，叶志超虚报军功，方伯谦不战先逃，但也多卫国死战之人。北洋海军全军上下英雄迭出，事迹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陆军左宝贵、马玉昆剧战平壤，宋庆力求恢复辽东，虽然败绩，但也算尽了力了。比诸湘军吴大澄大言炎炎未交锋则全军皆溃，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发，则淮军大可自豪。国内清流派、湘军一系指天画地，却无力一战。这些人才是忘国之本。李鸿章固然该骂，但这些人又哪有资格骂呢？
当时各封疆大吏大多拥兵自重，作壁上观，把中日之战看成李日之战。最可笑的是，威海卫败后，竟有当事者向日本索要广丙一舰，说此舰原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关，肯请放还等等。战争本是国运所系，竟能出如此笑话，大清朝真是该完了！
至于签订卖国条约一事，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敌人屯兵国内，你无力再打了，不和能行吗？我每次读到马关、辛丑条约签订过程时，心里总是很感慨。当时明明是要和，朝廷上下竟"众人相对默默"，无一人敢出面去谈判。原因是简单，就是知道一去就得签不平等条约，怕自己因此担了卖国贼的千古骂名！衮衮诸公仅计自己荣辱得失，却不肯为国负污。这样的吏治也是千古一绝了。相形之下，李鸿章却算是勇担重任的好典型了。
中国人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但如果生逢乱世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总不能一看天下大乱就自杀吧？老百姓想的就是天下太平、丰衣足食，可当官的却不能这么想。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志向，他就是觉得自己坐在那个位置，不能光说不练，有事就上。这种血性却在当时的中国极为罕见。就凭这一点，他远远胜过中国千百年来的无数达官。现在有句俗话：“没干活没有错，一干活就有错。”此话确有道理，在中国往往干活越多错误就越多。干了很多活的李鸿章就这样背负了很多骂名。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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