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从建党至今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中，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惨重的失败；有壮烈的英雄，也有反叛的异士……台湾著名记者徐宗懋先生，根据已曝光的绝密档案撰写此文，其中有多幅照片是首次发表。这不仅揭示了中共台湾地下党如何被“一网打尽”的全过程，而且还揭开了中共当年为什么未能一举“解放台湾”的又一个谜底。
他们都是很有勇气的人
历史研究的基本程序首先是寻找最原始的材料，包括事件前后相关的声明、书信、手札、日记、内部档案等等，再参照诸位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做出事实真相的铺陈。针对疑点的部分，则试着以最有根据的方式，符合当时的时空条件，进行合理的推断。或者干脆暂时搁置，等待新材料的发掘。笔者最害怕看见坊间关于近现代史的所谓“历史纪实小说”，内容常随便编选著名人物之间的对白，凭空想象，加油添醋，以制造符合刻板印象的戏剧效果。此非“历史”，亦不“纪实”，如称“小说”，也是不入流的小说。面对历史，只有更严谨的态度、更大的关照，才能更清楚的看见百年来中国人走过的路。笔者从事现代史题材写作，习惯将立场不同、甚或敌对的双方文件并列，让不同的主观认知各自说话，并且微妙的激荡出客观的环境。
这有助于扩大历史反思的空间，塑造理性文化，成为我们民族成长和成熟的精神元素之一。这几年，笔者在大陆和台港陆续发表了许多历史照片，也举办了好几次的图片展览，以提供史学研究新的证据和参照。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应是2000年8月在台北策划展出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图片特展，内容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第二年大举枪决中共地下党人以及党内不稳份子的秘密档案照片。由于机密照片首度公开，画面极具震撼，加上附判决原文与早年的报导，现场气氛极强，参观人潮络绎不绝。有人在展场的留言板写道：“突然感到外面的蓝天多么美好！”这些照片现已成为史学界和媒体反复引用的材料，成为经典的影像。
笔者曾几度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语，里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国共双方的眼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忠与奸。这背后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完全的光荣就是完全的毁灭。“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首度以人道主义的角度质疑战争中的忠奸分际，反省中国人政治竞逐中是否有更高的文明标准？由于打破社会的惯性思维，反响很大。后来笔者又以《战争后的战争》为题在大陆杂志《老照片》上面介绍其中部分内容。由于地下党人朱谌之的友人做出响应，对往事十分感伤。因此笔者再透过不同的刊物将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最大的政治案“中共省工委”和“吴石案”，再做详细的陈述与说明。
台湾光复后的中共地下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淮安，向华东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干部张志忠等人，分批到沪，与华东局驻沪人员会商，并学习一个多月。这年4月，首批干部先由张志忠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
洪幼樵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这里必须提到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日本政府毕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他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制也严密得多。因此，日本政府对日共采取全面镇压时，台湾共产党几乎瞬间瓦解。日本投降后，由中共中央派遣回台的台湾籍干部长年在大陆参与革命工作，跟家乡已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也需要时间学习。
因此，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不过在工农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脆弱。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省工委却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这多少反映了省工委对局势的掌握并不精确，应变能力也不足。
蔡孝乾的叛变与地下党的瓦解
的确，“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乾逮捕。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曾参加过长征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是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这是前保密局局长谷少文少将于90年代初向社会公布的，内容记录每一个案子的缘由、经过和检讨，十分详实，成为每一位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
这份文件将“蔡孝乾案”列为档案文号“44901-444048”，其中“对本案之综合检讨”即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迄‘台省工委会’颇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匪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领导之台中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法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至于为何蔡孝乾的领导能力和斗志如此薄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尤其是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残部不是逃往山区等待被全歼，就是放下武器窜入东南亚邻国，或退至沿海岛屿，装备不足、士气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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