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阔日杜布名气的作用，苏联空军最终决定废除这条限制，允许飞行员在空战中使用俄语通话，这个决定很快使空战的状况好转。1951年4月12日，36架176团和196团的米格15战斗机拦截了一队由48架B-29轰炸机（来自第19、第98、第307轰炸机联队）组成的编队，这个编队由34架F-84和18架F-86战斗机护航，正准备轰炸鸭绿江上的大桥。在激烈的空战中，3架B-29被击落，7架以上被击伤，只有一架米格-15被佩刀式战斗机击落。

　　1951年5月20日，在经过三个星期的平静后，一队由50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和28架佩刀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空战，美军声称击落3架，苏军声称击落4架，事实上双方各被击落一架。美国空军334战斗机中队的詹姆斯·贾巴拉上尉（美国空军朝鲜战争第二号王牌，当日声称击落米格-15两架）击落了一架米格，飞行员是佩佩利亚耶夫的部下那扎尔金上尉。驾驶1315325号米格-15比斯的佩佩利亚耶夫上校则得到了他的第一个战果——一架F-86佩刀式战斗机。佩佩利亚耶夫在空战后的报告提到：“1951年5月20日，从1508到1558期间与一队F-86进行了空战，我从500-600米距离上向一架F-86开火，在开火期间，我注意到炮弹击中了敌机的右翼，之后敌机从左向右翻转。”报告中佩佩利亚耶夫并没有说直说这是一次击落（如“我击落了一架F-86”这样的字眼），而只是简洁的描述了空战的情形。很快这个战绩被志愿军地面部队证实，志愿军俘虏了这个美国飞行员，遗憾的是，志愿军送交给苏军的报告中，美国飞行员的英文名字在翻译成中文后再被翻译成了俄文，两次翻译使得后来无法查对这个美国飞行员的名字（美国空军并没有提供被击落的飞行员名单），和报告一起送到苏军手中的还有这个飞行员的飞行服、头盔和其他一些装备。

　　7月11日，佩佩利亚耶夫再次击落一架F-86，飞行员被志愿军地面部队俘虏，但那个美国飞行员的名字仍然无法辨认。不过KGB对这个飞行员进行了审问，俘虏透露了F-86A型战斗机的弱点，如低爬升率和在10000米以上发动机推力和操纵性能会降低，这些重要情报立刻用于制定新的战术以克制佩刀式。几天以后的7月21日，佩佩利亚耶夫和波利斯·S·阿巴库莫夫上尉的双机组对一个F-94编队进行了拦截，佩佩利亚耶夫击落了其中两架，阿巴库莫夫则击落了第三架，志愿军地面部队同样的确认了这些战果。其中一架飞机的残骸上有“109-I-405116”这样的编号，同时发现了飞行员的尸体。被阿巴库莫夫击落的那架F-94的飞行员及时跳伞，这唯一幸存的飞行员随即被志愿军俘虏。日后的调查认为这些被击落的飞机应当是F-80C，他们装载的“Misawa（应该是从三泽空军基地的名字而来）”型副油箱使它们看起来像F-94星火式截击机。根据战后资料对比，这些“F-80C”或“F-94”其实应该是海军的F9F战斗机，当天一队VF-311的F9F-2B战斗机被佩佩利亚耶夫的双机组击落了三架，阿巴库莫夫击落的那架飞机的飞行员是里查德·W·贝尔中尉，弹射跳伞后被俘，另外两名飞行员阵亡。

　　1951年10月6日，佩佩利亚耶夫上校率领麾下10架米格-15比斯与16架第四战斗截击联队的佩刀式交战。战斗发生在8000米高度，佩佩利亚耶夫再次击落一架F-86。他首先将部下组织好，然后带头向敌机发起进攻。他首先瞄准最前带头的两架佩刀式的长机，在550米距离上射击，这时第二个佩刀双机编队向佩佩利亚耶夫双机展开攻击，佩佩利亚耶夫没来得及确认第一次攻击的结果，就转向对准向他攻击的第二个佩刀双机编队，双方进行迎头射击，美机的位置在佩佩利亚耶夫的的1-2点钟方向上，他回忆道：“这场战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敌人长机向我射击，我看到我的飞机进气口附近有一块什么东西被子弹撕裂开了……我想起我们以前研究新战术的时候发明的一个机动动作，能够在迎头攻击后占据敌机的尾部位置，这个动作是使用一个战斗转弯，先侧向一边，再猛地转向另一边，进行一个急转弯。当敌机完成战斗转向改出的时候，我可以占到敌机的尾部位置。当时正是这样的情况，在对头后，敌机向右转并爬高，我继续向前飞，向右滚转，当滚转到40-50度的时候，急左转，转向完成的时候，我在敌长机的右后稍高的位置。敌长机几乎就在我的正前方，只有100米的距离，我推杆，试图瞄准佩刀式，当时佩刀式的位置在瞄准器下方，向上的G力几乎把我拉离座椅，于是我滚转，机腹向上，这样G力把我拉回座椅，而且这姿势也容易瞄准。当我滚转的时候，那架佩刀式也做同样的动作，不过我已经瞄准他了，我在130米距离上开火，一发37毫米炮弹打在座舱稍后的部位，然后是一下爆炸，随即那架佩刀式开始掉高度。我没有继续追下去，我认为像那样挨了一发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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