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余银海和黄岱侠谈完此话之后，黄岱侠对余银海的看法非常支持，并谨重而警惕的告诉余银海说：“小银海，没有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就有这么高的政治远见，阿姨实是佩服，阿姨也和你的看法一样，只是阿姨敢怒而不敢言，但这些话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让别人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的！”从此之后，余银海就牢牢的记住了黄岱侠所叮嘱的这一切，再没有向其它任何人透露过一点。乃至案发后，余银海也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交待出黄岱侠，否则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黄岱侠的爱人丁也校长和余银海之父余金龙政委也是一对最好的朋友……。
当余银海决定挺而走险，以写密信的方式去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的这一坚定之正义之举，余银海却没有敢告诉黄岱侠任何一个字，因为他不希望他所干的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要坐牢杀头的特大政治风险去连累到别人，并株连九族。
1971年4月8日深夜，当“联合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郭友成、杨景春和孟元成等人从刘金轩付司令员等人那里领旨，授令回来之后，一双双不友好的眼睛开始怒对着余银海，似乎就要立即敲碎他的脑袋，从他脑子里挖出全部隐藏起来的政治秘密，从“联合专案组”全部预审人员的表情上和说话的语气上，余银海开始预感到“死神”正在向他招手，更大的政治风险即将来临。余银海绝望的分析判断着—这一不祥之兆的种种来源；第一，“联合专案组”并没有把他检举林彪、黄永胜一伙的肯定在19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于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要宣布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的重大政治问题，及时汇报给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机关。第二，刘金轩付司令员等人，肯定是忠于林彪、黄永胜他们一伙的“御林军”，他们来自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准备秘密拦截这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的绝秘情报，向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机关有意识的隐瞒这等等一切。第三，只要他们在政治上判断失误的话，余银海就有可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果他们把余银海检举黄永胜总参谋长准备在71年5月1日于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不联系到林彪与黄永胜同谋叛党乱军，余银海就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尔后事情的发展，正如余银海当时所预料的那样；铁道兵党委和铁道兵政治部、保卫部，以及“联合专案组”一致认为：余银海只涉及到黄永胜总参谋长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而忽略了余银海正是矛头直指林彪和黄永胜共同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的“声东击西”战术，所以余银海才侥幸死里逃生，并能够活到今天…
当余银海下定“以攻为守”，声东击西“的政治策略后，无论“联合专案组”怎样不择手段，并以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式的野蛮严刑逼供信方式，对他实行一个又一个的“车轮式”高压威胁恐吓、强迫指供、诱供；要他必须交待出“同党”和“幕后”支持者，以及他的三封秘写“绝秘信件”中主要政治内容的准确来源时，余银海都有始终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是听敌台广播讲的。因为余银海非常清楚的知道，“联合专案组”的预审人员决不可能去与敌台当面对质的。如果自己胆敢承认自己在“秘信”中所写到的打倒“某共”，就正是指的林彪本人和黄永胜一起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以及这等等一切和三封秘写“绝密信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政暴乱的全部政治内容，都是他自己头脑中所分析判断出来的最终政治结论，他就随时都有可能被秘密处决。因为政治上的事情越讲越麻烦，越讲就越危险，再加上在当时除了余银海本人的看法之外，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也更不敢相信党中央付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要共同谋反，与此同时，更不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向国家进行检举和揭露。而问题一旦失口、讲出全部事实真相，后果不堪设想，余银海就是这样在自己最后即将走向“死神”的关键时刻，用以自己最后的一点政治上的聪明和反侦破智慧，??有可能被非法剥夺的16岁年轻生命……。
1971年4月11日，刘金轩付司令员一行十余人，满怀胜利的喜悦和难以解释的不解之谜回到北京，向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管铁道兵工作的负责人，以及黄永胜总参谋长本人，做出以下如实紧急汇报：①铁道兵“五·七”干校高干子弟余银海所预谋组织特大现行反革命通敌一案，现已成功告破，其所犯全部严重罪行均系一人所为，并无幕后支持者和其它重要“同党”，其父余金龙（行政9级、正军级干部）同志，本人并不知晓，亲戚当中无人参预。
②余银海系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现任付政委余金龙同志之子，发案时其本人系铁道兵“五·七”干校在职在编正排级待遇职员干部收发员，实际年龄只有16岁零9个月，年纪较轻，但罪行十分严重，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根据《公安六条》和惩治现行反革命条例，是打击的重点，其父余金龙同志教子不严，难逃其究，必须要向铁道兵党委做出书面检讨，并通报全兵，从中吸取教训，已示警戒。
③高干子弟余银海之所以在今天走上严重政治犯罪道路，其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经常偷看一些“封、资、修”的反动黄色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集》、《失去的祖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中毒很深，再加上余银海经常趁其父余金龙同志在北京开会不在家之际，偷看其父余金龙同志的对外保密文件，《红旗杂志》、《参考消息》以及其它相关重要的秘密文件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空军报》、《武汉军区战士报》、《广州军区战友报》等其它内部资料，受到相反启示，而萌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向敌台索要枪支弹药的罪恶念头。
④余银海本人之所以要于1971年5月1日早上9点钟在广州军区大礼堂开大会时，只身计划剌杀黄永胜总参谋长；其准确时间和地点，是余银海于71年3月份根据自己本人所截获的敌台广播：“据可靠情报，共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准备在71年5月1日到广州战区视察部队进行政治讲演，并调动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军事演习”的军事情报；以及其它一些对外保密文件和内部报刊所综合分析判断出来反动政治谬论，铁道兵首长和铁道兵相关机要部门并无泄秘之嫌。
⑤根据湖北省襄阳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与铁道兵“五·七”干校“联合专案组”预审结果；目前余银海和敌台广播都已知道黄永胜总参谋长准备要在1971年5月1日于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毛主席，军事政变肯定是搞不成了，一切都白费啦！
⑥由于湖北省公安机关和铁道兵党委、铁道兵政治部和铁道兵保卫部门采取了紧急的政治上补救措施，与秘密拦截，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及其政治军事情报机关，至今对此一无所获。
⑦目前对余银海的关押，已采取了严格的监控措施；严禁消息向外透露，并做好政治防范工作，不准其家庭任何成员与其接触，透露余犯案情，不准向监管当局和狱政部门移交余犯档案。
⑧要做好“联合专案组”全体预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任何参于余犯案件的预审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注意政治上的保秘工作，不得泄透余犯任何一点案情，与此同时还必须以高度的革命政治责任感，要英勇的捍卫以林付主席为首、黄永胜总参谋长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威信，与反革命分子余银海彻底划清政治界线和思想界线，任何为余犯说话的人都均以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严惩，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要把余犯定为铁案，永世不得翻案！”等等。……
此事发生之时，正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于1971年3月份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要实施武装起义，推翻和谋害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阴谋南立中央的第42天……与此同时，这也是余银海冒着坐牢杀头的巨大政治风险，在71年2月24日，至71年3月15日准备向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首的党中央、以及忠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我军情报截收机关——发出“十万火急”之“特别告急”的三封“绝密信件”；“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军事政变”，要推翻毛主席的前5天和后第15天……；就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即——即反革命军事政变开始中止，并停滞不前，全面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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