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郭友成和副审杨景春首先向余银海连连发问：“你叫什么名字？”

　　余答：“余银海。”

　　问：“工作单位？”

　　答：“铁道兵‘五·七’干校院务部收发室。”

　　问：“你是什么职务？”

　　答：“收发员。”

　　问：“收发员是不是国家干部？”

　　答：“是的。”

　　问：“你今年多大了，是哪一年出身的？”

　　答：“16岁零10个多月，1954年5月14日出生的。”

　　问：“怎么居然你还不到17岁？但按虚岁也算是17岁了。但为什么你的职员工作登记表上却写着21岁呢？”

　　答：“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年龄，对工作不利，别人看我年纪小会不服我管的！”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

　　答：“知道，因为我给香港敌台写了三封密写信件。”

　　问：“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答：“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问：“我们当然知道，现在主要是看你自己的认罪态度，要你自己交待都写了些什么内容？”

　　答：“我一共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的主要政治内容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中央文革和当权的革命造反派阴谋篡党夺权，国内政治时局暴乱，他们到处搞‘三忠于’活动去欺骗和愚弄人民。’第二封信的主要政治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到处抢枪乱军，武斗混战，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急剧倒退。’第三封信主要政治内容是：‘中央文革和当权的革命造反派残酷的迫害和打倒以贺龙、李井泉、余秋里、甘渭汉、韦杰、郭林祥、黄新庭、廖志高等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把他们关到监狱和‘五·七’干校，‘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集中营。’我就写了这么多，其它再也没有了！”

　　问：“不对，没有完，还有其它话没有交待？”

　　答：“我想不起来了。”

　　问：“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怎么可能就想不起来了呢？”

　　答：“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问：“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们就给你提示一下；你在第三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清清楚楚的写着：‘据可靠情报，我军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可能于19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十万火急！十万火急！请你们收到此信后，火速把枪支寄来！’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什么意思都没有，我是写着好玩的，要枪要子弹是打鸟玩。”

　　问：“既然你是要枪打鸟玩，那你为什么要4支手枪和200发子弹？难道你长了4只手不成？你打的究竟是什么鸟？据可靠情报，我军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黄永胜可能于71年5月1日在广州军区发动军事政变，十万火急！请速寄枪支弹药，这也是写着好玩吗？你究竟是什么政治目的？还有什么同党？你必须彻底老实交待？”

　　问到这里，余银海顿时沉默不语了，整个预审场面开始步入僵局。时间一分一秒的不停的跳动着，“联合专案组”的全部预审人员开始发怒了，他们气急败坏的一步步的向余银海发难进行逼供：“你给敌台写信要枪要子弹，就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你不要以为你父亲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我们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还有贺龙元帅那么大的官，我们该抓的就抓，该关的就关，你父亲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么这么小的年纪态度就这么嚣张，从事这么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如果你不老实坦白交待全部犯罪思想和动机，我们就立即枪毙你！根据《公安六条》和惩治反革命条例，你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白纸黑字，你休想抵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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