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时，在《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在14面彩旗、两面标语牌组成的仪仗队的导引下，运动员队伍以所属中队为单位，在总裁判二队毕队长带领下，以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队长身后是两块标语牌“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友谊健康”，由俘虏擎着。队伍绕场大半周。经过主席台时，领队俘虏一个接一个地喊口令，运动员正步走，行注目礼，十分庄重、肃穆。
入场式完毕，运动会主席——俘虏营宋营长致词。接着，俘虏代表讲话。一队代表说，他们保证注意体育规则，遵守纪律，不打架。五队尼籍代表讲到最后说：“让我以印度人民、尼泊尔人民的名义高呼：中印人民友谊万岁！中尼人民友谊万岁！”这时，尼籍印俘和部分印俘热烈回应，高喊：“万岁！万岁！”
上午比赛项目有百米跑，百米钓瓶，百米持球跑和跳远等。
比赛进行期间赛场上不断播放音乐。有些俘虏来到放广播的帐篷，要求为运动会唱歌。第一天，一个锡克人唱了旁遮普民歌。播放出来，歌声十分清脆尖锐，很像女声。第二天，三队和五队有六七个人录了音，都是民歌和爱情歌曲。六个尼泊尔人在手风琴伴奏下，用中国话合唱了《社会主义好》，很不简单。后来，中央电视台来营地拍摄新闻纪录片，转录下印俘的歌声，并向全国广播。
运动会进行了4天，每天上午比赛，下午休息。
4月4日举行了运动会闭幕式和发奖。会上，有三个俘虏代表讲了话。有一个人热情奔放地说：“海水可干，高山可移，太阳也可以从西方上升，但是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讲完话，高呼三声“中印人民友谊万岁！”印度俘虏也自发地跟着喊，这是开幕式上不曾有过的。
此次运动会，军官没有参加，不少俘虏军官还表示反感。但是，从运动会进展看，没有军官参加，士兵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比赛，是有好处的。在比赛中，曾邀请俘虏军官参观，他们拒绝了。
发奖大会后的第二天，赠送纪念品，加发换季的单服单帽。天气乍暖乍寒，棉服不回收，以便替换着穿。
全体印俘都得到纪念品。纪念品，是那些与运动会种种奖品无缘的俘虏梦寐以求的意外惊喜。有织锦、皮夹、烟嘴、烟盒、像册、金笔或圆珠笔等，每人三件或四件。俘虏说，“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家里人和亲友看看，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对待俘虏的。”有的说，“这支笔我活着一天就要保存一天。即使笔尖坏了，笔杆我也要保存好。”俘虏们领到灰色和蓝色的单衣裤后，都试穿，戴起灰蓝布帽子，学正步走，敬礼；有的还说，“你看我像不像红军？”不少俘虏说，“你们政府考虑得太周到了，安排得太好了。”
在赠送书籍时，俘虏最喜欢毛主席著作、《人民画报》、《中印边界问题》小册子、连环画等。一队有三个人事先把《中印边界问题》收藏起来，怕书少了，他们得不着。他们要把书带回去，对比国内的说法。有的人把书缝在被子里，怕回去后被当局搜走。
欢送·告别
一队和二队的8个班定于4月8日第一批离开营地。7日上午开欢送会。在欢送会上，一队有6个人自由发言。他们历述怎样藏在山上被我们发现，饿得走不动，怎样被背下山来，得到吃喝，受到治疗。怎样吃饱穿暖，夜间还给他们掖被头，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有的说，“你们对待我们不像俘虏，而是像大哥对待弟弟一样。”有的说，“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我是没有适当的字眼来表达的。”有的说，“我们有责任追求真理，弄清是非。我们都知道谁是谁非。回去后，我们应该建议尼赫鲁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决不容许第三者插手边界问题。”自由讲话的6个人中，有3个上土，一个中士，平日都不怎么和我们接近，这次说了心里话。有一个叫达尔山·辛的俘虏说，“我如果做了一些错事的话，伤了一些人的自尊心的话，希望你们原谅我。”
晚上举行联欢晚会。二队一班在帐篷里讲故事，唱歌。他们唱了新近学会的《东方红》，电影《白毛女》插曲，《社会主义好》；工作人员唱了新近向他们学会的印度歌曲。
三队是第二批走的。有个底旺辛，平日对我方不够友好，这次要走了，给队长写了一封纪念信，有2页，信尾附了通信处。又送给队长一块手绢，是一方白粗布，上面绣了三个英文字：Forgotmenot（永勿忘我）。
这位底旺辛，约3周前，我们到他帐篷里交谈时，他在谈话中说，“印度进行了土改，人人都有土地，没有了地主。”对此，我们不置可否，而是转向另一个俘虏，问他，“印度有乞丐吗？”“乞丐有土地吗？”得到了如实的回答。底旺辛听了，就从半躺的姿势坐直了；低下了头。我们若无其事地转到别的话题上。
难忘的交接
4月10日中午12时40分，第一批印俘在沙马以南巴比通交接。
在交接地宿营时，我方人员与印俘临们在一起五个月，生活得像兄弟一样”。他还表示，这一类活，他在收容所从来不敢公开讲，生怕回国后丢了饭碗。但是，快分手了，他感到一定得讲，否则今后就会有内疚。有的人等到深夜到12点，1点，等我们队长到来，向他献纪念品。一些低级军官与士兵一样，哭了。
交接当中印方人员点名时，俘虏表现冷淡，只应一声“到！”而按照他们的习惯，该回应“到！先生。”（Yes，sir．）
印度红十字会为首的代表看到了俘虏队列中惟一一个身穿印军绿呢制服，而不是穿中国灰蓝制服的人，便把他叫出来问他，“你在那边生活怎么样？”这个俘虏回答说，“很好很好”。为首代表立即做出凶眉恶眼，威吓地又问：“你的健康怎样？”俘虏仍然回答，“很好很好。”俘虏被交给了对方，跨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有人口气坚决地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红十字会摄像师曾开动摄像机拍片。可是，俘虏在我方干部、医务人员、翻译的陪同下，互相握着手，搭着腰，擦着惜别的眼泪，一步一步地走着。印方摄影师见到此种情景，只好马上停止工作，收拾起摄影器械，狼狈地溜了回去。
第二批释放的俘虏中，有个上尉军官库马尔，此前态度一直很顽固，骄气十足。但是，俘虏与我们握手告别时，四个人有三个不是哭泣就是挥泪，依依不舍。在这样的气氛中，他在临别时也同我工作人员握手，拥抱，并说“有见。谢谢！”交接时，印方代表跑到他面前诱导他说话，“现在我们来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什么话只管讲。”库马尔答复说，“很好。”那个代表一无所获。库马尔走上直升机时，还向我方人员挥手致意。
据印方直升机机械师劳伊说：第一批俘虏回去途中一直兴高采烈。他们对他说，五个月来在中国过得很好，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很自由，和家人通信很方便，看了很多电影，还开了运动会。机械师本人也为俘虏同中方人员分手时告别的热烈场面所感动。他说：“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告诉别人。”
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俘虏离开收容所到达交接地点时，正下着毛毛雨。临时宿营，全部12顶帐篷分配给12个班的印俘使用，再没有多余的帐篷供我方护送人员使用，于是，他们准备在树下露宿。印俘见此情景，过意不去，自动腾出一个帐篷，将这个班的人分散插在其他11个帐篷里，让我方人员住进这顶帐篷。他们还抢着为我们烘烤湿衣服。
最后一批被俘人员交接完毕，与我方告别时，甚至印度红十字会代表也高呼三个万岁：“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毛泽东朱德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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