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宋襄公的“仁义”之战？战国时期，宋国国君宋襄公，好行“仁义”之师。一次，与楚国交战于泓水之上，宋军在岸边布阵时，树起一面大旗，旗上书有“仁义”二字。当楚国军队渡河到一半时，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建议宋襄公：“乘敌人半渡，突前击之”，但宋襄公却说：“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于是，等楚军渡过河，列好阵后，宋襄公才发起进攻令，结果两军相战，宋军不堪一击，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本人差点还做了俘虏。从此，宋襄公愚蠢式的“仁义”便成了后人的笑柄。
当前，核垄断、核威胁，已成为强者对弱者的紧箍咒、催命符。中国在核政策上，要想反制于人，还得借鉴前苏联的核政策。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战略的迫切任务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尽管共产党的理论不主张使用暴力，但也不强调依靠红色刺刀传播革命。1963年，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原子弹并不遵循阶级原则”，可见，苏联的核政策是走强硬路线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坚持核威慑力，按照他的逻辑，从军事政策角度考虑，战略优势即然做不到，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设法建立足以使人望而生畏，在摊牌时显示主动的核力量，所谓“先发制人”。当时，美国也是依靠突然袭击来保证对前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而取胜，其战争公式为：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这也是美国惯用的手段。赫鲁晓夫深知美国人的本性，所以，他说：“帝国主义从未放弃过企图毁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为此，赫鲁晓夫甚至提出把导弹装到古巴去，以此来改变战略上的力量对比，可见赫鲁晓夫在核问题上从不手软。赫鲁晓夫强硬的核政策，不仅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毫不留情，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时，中苏分别在乌苏里江和新疆边境发生边界冲突，苏联就曾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好在中国逃过了这场劫难。由于赫鲁晓夫坚持强硬的核政策，提高了前苏联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战略姿态的威慑力，最终使美国不敢对前苏联轻举妄动，西方不敢对前苏联进行政治冒险，从而保证了前苏联国家安全，为前苏联民族革命斗争提供了一把保护伞。对于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美国早在1948年华盛顿总统空军政策委员会《航空时代的生存问题》报告中，就着重指出：“为保证美国安全，必须具有强大的报复力量。”赫鲁晓夫曾在公开场合说过：“糟糕的是，输的一方为了避免败北，最后总会乞灵于核武器的”。这就说明核武器在使用上，是不受时间、空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限制的。
中国有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幸，却又是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幸事，因为只有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通过“以核制核”达到牵制敌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目的。我们正告霸权主义及强权主义者，我们保留随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当来犯之敌侵犯我们的主权，当外来之敌干涉我们的内政时，我们不会在战略不均势的情况下打一场不均势的战争，我们否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就是要彻底粉碎敌人试探我们出手底线的企图，使之在我国重大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就应放弃愚蠢的想法，重新调整我们的核政策，即抛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当然，我们的核政策，即不是寻求“先发制人”，也不是提倡“后发制人”，因为先发制人，是冒险主义的盲动，后发制人是牺牲主义的被动，要有效运用核武器，必须要具备核打击的“五要素”：何时、何地、何故、何国、何量。即：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缘故、什么国家、多大的当量。以此综合考量，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核战争是反人性、反道德的，一切战争狂，决不会遵守战争的游戏规则，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仁义”之战，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说，不消灭战争的原因，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帝国主义国家本质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它除了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它途经来消弥其嗜血的欲望。
我们反对战争，更反对核战争，世界各国人民心同此愿、情同此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的精灵仅存于人类，我们不能让核魔毁掉天地的造化之功。但我们也不要忘了，广岛原子弹的余悸还留在日本人的心中，吉林毒气弹的余害还在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它们无不在警示我们：核魔早就出世为害人类了。
今天，谋求和平的理念已深入到世界各国人民心中，世界各国人民一直在为争取持久的和平、反对新的战争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不论过去和现在，各国人民的愿望都是希望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祈盼世界得到永久的安宁，特别是核问题不再是高度文明社会纠缠不休的话题。但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奴役别国的野心，决不会消亡，假如帝国主义真的发动了世界大战，那么，这次较量的战场，就不仅仅是交战一方的坟墓，而且是整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坟墓。
据新华网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1月19日说：他们有必要修订未来的防卫纲领，如果法国受到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威胁，那么针对该国领导人精确打击将会是可能的。那么，中国还要作茧自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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