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民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才使得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人民是仍会拥护战争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Zhi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Zhi者和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和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战的，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是主战的。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就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中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

　　中国人很奇怪，他们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犯下了罪行，中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中国人似乎认为，只有日本人民（还有其他人）天生下来就是坏蛋，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这是那门子逻辑？

　　纵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罢，他们在事实上总犯了罪，我们也依然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好比一个人，纵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于被人引诱而杀了人，甚至由于失误而杀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绝不能认为他无罪。

　　我敢说，现在的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有什么证据吗?”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日本人民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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