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却没有一个过硬的理由去充分施展，这就是打好政治战的效果。
第二、在主要方向抓住美国软肋，扭住不放。
美国海、陆、空三军都很强，但是陆军相对较弱。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场条件相比大海对我更加有利、我陆军战术装备水平相比海空军与美军的差距也较小，我们抓住了美军中相对较弱的陆军予以痛击，在主要方向上把美军打疼了、打怕了，美国其他方面的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不在主要方向上把美军打疼了、打怕了，也无法促成其内部的分化，动摇其战争意志。
毛泽东在谈到抗美援朝时指出：“……..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
毛泽东的判断非常准确。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军以极大的压力，一方面牵制其海空力量无暇他顾，一方面动摇其扩大战争的信心。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严重依赖空中支援，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空军损失飞机1400多架，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损失飞机超过了1200架，如此大的损失之下，美国海空军自然是无力也不敢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冒险了。
美国海军一直在我台湾海峡兴风作浪，和美国海军较量，我们没有把握。但是，当越南出现机会时，我们果断的抓住机会教训美国。美国海空军在越南损失了4500多架各种飞机，其中，我援越高炮部队击落美国飞机约590多架，在越南把美军打垮了，在台湾海峡的美国航空母舰自然就待不住了。
在海上，我军断然打不出这样的成绩，但是在朝鲜、越南就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美国航空母舰炫耀武力挣得一点面子，在朝鲜和越南又丢的干干净净。
从全局看，击沉美国航空母舰只是可选手段之一，达成战略目的才是最终目标。毛泽东反复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无准备之仗，强调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美国的航空母舰虽然可以在我国门之外对我耀武扬威，但是投入十几艘航空母舰美军却必须接受朝鲜战争没有胜利的结果，却无法挽救其在越南的溃败，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在战略指挥层面上的高超技巧。
第三、强调实力为后盾
如果说前面说到了什么是“有理”、“有利”，这里说的就是“有节”。
有节，不仅说的是要有所节制、适可而止的意思，还有行动要与实力相符的意思。
炮击金门最后演变成象征意义的炮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当时美国空军、舰载机数量约450架，超过了我第一批入闽作战的空军部队数量，后来我实力虽然有所加强，但是还是和国民党空军、美国海航、美国空军数量相当，而且当时比较先进的F-100、F-104已经进驻台湾，并且美国还把核大炮偷运进台湾。令毛泽东感到不安还有苏联的态度，苏联方面明确要求大陆方面不进攻台湾，才肯承诺履行双方条约的义务。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金门炮战成为象征性的炮战。
前面说过在对敌斗争也讲妥协，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在更重要的战略方向上达成战略目的，是暂时的妥协不是永久的妥协，是形式上的妥协不是实质上的妥协，是战术上的妥协不是战略上的妥协，是进二退一的主动步骤不是一味消极的被动应付。
金门炮战虽然成为象征意义的炮战，对美国短时内没有实质上的损害，但是隆隆的炮声不断宣示了自己的正义和信心，就为以后对美的行动（如越南战争）争取了政治上的理由和心理上的优势。
一时的妥协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永远的甘于现状，信奉实力的他坚定了中国人自己掌握国家安全命运的决心。后来，“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研制成功，从而彻底消除了美国航空母舰对我国实质上的威胁。
在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战役、战术上喜好险中求胜，战略上却很少弄险。
在朝鲜、越南可以抓住美军，就坚决打、狠狠打，在大陈、金门尚不足以对抗美国海军，就不妨忍一忍，让一让；在抗美援朝，有前苏联做后盾；在抗美援越，自己握着核保护伞。意志因素的背后，还是有实力因素在其作用。
我们在分析毛泽东的斗争艺术时，要注意到领袖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精神力，也要学习其科学的方法论。毛泽东不但是军事家，还是哲学家，这就是他超过一般军事家的地方。
1996年，美国航空母舰重回台湾海峡；2007年底，美国航空母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并且发出了“无须中国同意”的声音。相比二、三十年前的变化是，以前打美国航空母舰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消灭美国的陆军，而现在打美国航空母舰成为主要矛盾。
2008年，美国的航空母舰肯定又要来，我军将士尤其是高级将领有必要把我军缔造者的书翻出来好好读一读。尽管具体情况发生了变法，但是科学方法论还是永远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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