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面临双重目标

　　 南都：十七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信息化，报告中所谓的信息化条件下的“战斗力生成模式”的转变，具体指的是什么？

　　 程亚文：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军队机械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我们国家军队目前仍处在一个机械化还没有完成、信息化正在展开的阶段。

　　 但从整个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引导机械化已经成为潮流，信息化已经替代机械化，成为一个主导的技术样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军队建设，从技术形态和技术相关的组织形态上来讲，跟发达国家的军队存在一定的落差，这个落差需要尽快地消解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的半机械化、农业社会的组织形态向现代信息化、机械化这样一个技术形态和组织形态来转变。

　　 所以战斗力的生成，就是从技术上来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因为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然后组织样态上需要建立起与现代信息化军队匹配的组织体制系统。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是人和武器的新的结合，来完成战斗力的生成。

　　 武器采购体制变革

　　 外企也可提供军品

　　 南都：从当前的国际情势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难以通过军火贸易的方式直接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意味着我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主创新。十七大报告中说，“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其中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在十六大以来有了哪些变化，未来五年的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武器装备采购体制一直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1998年就有过一次改变，国防科工委现在是国务院的一个机构，以前是属于军队的一个机构，当时部队武器的采购、订制，是部队自己完成的，没有买方、卖方市场。现在，部队成立了一个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就交给国务院来管，从武器采购来说就有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一个负责研究、制造，另一个提出需求、购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改变也是跟中国整体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步的，整个社会已经市场化了，部队不可能孤立在市场体制之外。以后，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发包给民营企业，甚至有一些机密性不是很高的会交给外企来做。大的趋势和方向肯定朝着这个方向走。

　　 王泠一：这是国际趋势。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

　　 南都：军工企业还是比较特殊的，和军队食堂不同，它涉及到军事机密的问题。在中国，现在不仅民间资本可以进入军工企业，甚至有条件允许外资进入，这需要掌握一个怎样的限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的经验如何？

　　 程亚文：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一个饭堂承包出去，肯定是两回事。但也有共同之处，都是按照市场化的模式来运作。就军工企业而言，对保密性的要求比较高，尤其是高科技的企业。

　　 西方很多大的、给部队提供武器装备民营企业，像美国的波音公司、雷声公司，实际上都有半官方的背景。平时，官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官方的、军方的代表，经常地驻扎在公司随时监督，介入它的安全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措施。也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承包给别人去做，万一别人把它的机密套走了，就无密可保了，所以它在保密方面非常严格。

　　 另外，发达国家对介入军工生产的企业，都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日本的雅马哈公司，因为对中国出口了一些仪器，日本政府就调查它：仪器是不是可以作为军事用途，进入中国以后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军品？

　　 在军工的生产、采购上，调动民企的力量是一个趋势；但另一方面，转变过程中，其特殊性、保密性的问题如何解决？肯定要经历一个逐步地完善规章制度、逐步地规范的过程。

　　 海军空军和二炮

　　 军兵种地位提高

　　 南都：报告里面还提到“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在军队的体制编制这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几年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程亚文：对任何国家的军队而言，“建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军队”永远都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面临的紧迫性、转变的力度会不一样。实际上，建军以来，我们整个的军队建设，包括国防的体制，应该说一直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建国以来，也都在变化过程中。

　　 最近的二十多年里的三次裁军，不光是把军队的数量减少，同时也是体制上在变革。成立总装备部，在武器采购上，买方和卖方市场的出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此外，顺应现代战争的一些需要，一些以往比较弱的兵种，像陆军航空兵，现在也在逐渐加强，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说是编制体制上的变化。

　　 葛立德：从具体的政策制度和体制编制的调整来看，这些年来的发展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总部领导体制的调整改革。从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之后，由三总部领导体制转变为四总部领导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经过近十年的运转，总部有些部门有些裁减，有些进行职能的调整、合并。可以说，四总部领导体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再比如，我们更加重视军兵种的建设，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司令员入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加强了中央军委对军兵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了军兵种的地位作用；军兵种部队结构进一步改善，在军队总员额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部队比例结构也进一步得到改善。

　　 中国军事透明度

　　 力度在不断加大

　　 南都：在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提到“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既然“和平和发展”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重提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程亚文：中国的很多部队院校都叫军事院校，而在美国，这些学校基本上都叫“战争学院”，比方说海军战争学院，陆军战争学院。对各国而言，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一个常态。

　　 现在就整个世界的国际政治来讲，虽然有联合国，但总体上来说还是个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一个最高权力的世界政府，不像一个国家一样。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都只能寻求自助，自助的主要形式也是要靠武装力量，所以武装力量的建设是常态的，防止外来的伤害。不光中国是这样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南都：中国这几年一直强调和平发展，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和平发展。大陆对台政策方面也呼吁两岸签订和平协议。报告中还说，“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但是在海外，“中国军事威胁论”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您觉得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时代因素有哪些呢？

　　 程亚文：“中国威胁论”不光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有，现在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将存在，很难避免。一个国家在兴起的时候，这个国家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肯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比较偏重于传统安全思路的人可能会往“中国威胁论”方面来思考，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会和平崛起，这种声音也很大。

　　 南都：我今年春天去日本时，采访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谈到军事问题时，他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军费预算不透明。对海外对中国军事不透明的指责，你有什么回应？中国军事的透明化这几年是不是也有长足进步？

　　 程亚文：国家的开放有个逐渐的过程，部队也在逐步地开放。以往国外对我国的军队了解不是很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每年发表一个国防白皮书，对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情况做出说明，这方面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大。但你想叫海外一下子就停止对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别人接受你是一个过程，你要说服它也有一个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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