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对于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的这句话，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代表在解放军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说，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对我军职责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将极大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在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也写入了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开始寻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这是1977年十一大报告中的原文。近半个甲子过去，时代的语境已完全不同。党代会报告中，仍然会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字样，但这只是和平年代的一种常态表达。海内外观察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国在不断强调本国的“和平发展”，甚至在台海问题上，也有了“签订和平协议”的呼吁。有关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论调仍然存在，但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程亚文注意到，认为中国将和平崛起的声音日渐强大。

　　 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提纲挈领的说明，本期国是开讲，三名军事专家就此进行解读。

　　 军队高层大调整

　　 素质有较大提高

　　 南都：在十七大之前，中国军队高层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整，你觉得这次人事调整有什么新的特点？

　　 程亚文：军队领导干部从年龄层次来说，比以往要年轻。但年轻只是一个表象，在这个后面是官兵的素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年轻化也跟这个相关。整体受教育的水平、把握现代军队建设的能力这方面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在适应现代战争，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军队方面，他们比以往肯定会有更好的一个把握。

　　 葛立德：除了年轻化和知识化，还体现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要求，把一大批适应联合作战要求的军官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此外，这些新任高级军官大多具有在部队、军兵种或军区机关、总部、院校等不同岗位的任职经历，这表明，我军干部交流任职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干部获得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砺练。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强军有了物质基础

　　 南都：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成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程亚文：十七大报告提“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是将“科学发展观”的“统筹兼顾”原则落实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去，这是大的指导思想的调整。

　　 以往我们更多讲“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一般的学者写文章、部队院校的教科书，包括十六大报告，都是这种提法。我的理解，以往这样提，更多是要求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在实际操作时就有主、次之分。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作为匹配、处于次要的位置，以前许多年一直这样做，也有其必要性。

　　 葛立德：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南都：“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这个论断和以前似乎也有不同。

　　 王泠一：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强调过“军队要忍耐”，即等经济建设发展了再强军。但现在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明年已经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打下的物质基础可以有条件支持富国和强军同时进行。

　　 程亚文：这里有时代背景的变化。在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当政时期，并非不希望军队强大，只是就国家整体而言，经济上处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能够提供给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财政、技术和人才资源比较有限。

　　 但是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已经有比较大的起色，在经济建设成就的表象后面，是整个国家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面变迁。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已经全球化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必然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要求。

　　 “多种安全威胁”

　　 军队面临新挑战

　　 南都：十七大报告也提到“反恐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中国这些年来是不是越来越主动了？

　　 程亚文：是这样的。反恐，维和，以往这些东西和国家利益的关联不是很大，但现在关联很大：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占到GDP的70%以上，对国外资源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石油海外供给，主要通过印度洋、太平洋运输过来，而这两大海域是海盗、恐怖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维护海洋交通路线、原料供给的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就需要部队去考虑。另外，中国的国家利益延伸到海外后，要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也在增多，军队在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也要有新的思考和处置。

　　 王泠一：以前，我们一般认为，国家对内维护领土完整作战，而现在则强调了联合反恐，我们也参加了一些军事合作及联合反恐演习。

　　 此外，我们经常去海地、非洲等一些冲突热点地带进行维和。这几年，无论在反恐上，还是在维和上，投入的精力都比以前大。因为军队实力的发展，还有一个是提升国际威望的要求，另外，物质力量的增加也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南都：“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十七大报告里所谓的“多种安全威胁”，具体指什么？

　　 程亚文：多种安全威胁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对每个国家不一样，中国以前传统模式主要是在自己本国的领土、领空之内维护自己的安全。如经济安全问题、海外打击恐怖主义等都没有纳入到传统安全之内。现在，国家利益拓展，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经济利益，全世界到处都有我国公民做生意，如何保护公民利益、生命财产安全，像这类安全问题，都是非传统安全问题。

　　 这就给我们军队的职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如何在海外维护各种利益？这不光是军队的事情，而是国家外交等各方面一起来完成的一个任务，但军队在此必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强军不仅是养人

　　 而是提升战斗力

　　 南都：既然富国和强军是统一的，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情境下，却不断裁军。从1985年开始的百万大裁军、1997年的50万裁军一直到2003年的20万裁军。20年来，中国裁军近200万，胡总书记在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裁减军队员额20万任务顺利完成。裁军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程亚文：裁军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中一个背景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判断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今天人类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所受威胁的程度，相比以往有所降低、安全系数提高了。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去维持一支大的部队系统的存在？

　　 另外一个背景，与最近30余年整个世界形成的变数尤其是军事技术变革有关系，以前的部队靠的是人多力量大，部队数量越多，战争能力就越强；现在不同，高新军事科技和武器系统、具有现代科技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战争能力生成方面扮演的作用比较大，人多不一定有优势了。

　　 王泠一：对庞大的军队，硬要养的话也养得起，但是没有必要。提高成本，提高效力，合理配置资源。强军并不是养人头，也不是养机构。要精简，就必然要裁军。按照新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形势要求，我们要提高技术兵种，提升海空军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国防。即所谓的“精兵政策”，把资金投入到战斗力的提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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