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1619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6层一间简朴的书房里，“中国”气息无处不在：房间四周的书架上满满地排列着各类中英文辞典以及有关中国的专著、文集和地图；进进出出的各种肤色的学子用汉语打招呼。书房主人便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戴维·蓝普顿。

　　年届六旬的蓝普顿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访问中国不下七八十次，通晓中文。尽管他习惯于用英语接受采访，但时不时会在关键的地方冒出几个中文词，以期准确地向中国记者表述自己的观点。

　　每次访华都有新收获和感悟

　　“每次去中国，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么说吧，如果在3到6个月之后我再去一次中国，就几乎认不出来它了，因为中国变化太神速了！”上个月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蓝普顿教授颇有感触地说，“正因为变化快，每一次去，都有新的收获和感悟。而这次我去访问中国最大的体会是，中国不再单单考虑如何把外国人请进来，而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走向世界。”

　　蓝普顿教授认为，尽管中国还面临着许多内部问题，但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比如，中国向世界许多地方派遣了维和人员，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维和人员总数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名列前茅，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中国在全世界收购的目标不仅是能源和资源，更包括工厂、设施和实验室等。近来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南汽集团准备在美国俄克拉何马设厂生产罗孚跑车。从普通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中国企业在美国生产、销售汽车，的确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

　　尽可能接近中国人的视角

　　蓝普顿在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界以拥有“中国眼光”著称，他是学界最早提出“要研究中国问题，就要设身处地、用中国人的眼光思考问题”这一治学方法的人之一。

　　他说，“道理很简单。任何人看待世界的眼光都不相同，这可能与其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也可能与个人经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有关。而一个人对外部世界作出何种反应，取决于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此，如果你想研究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的行为方式，就得试图通过他的眼光解读来自外界的信息。这就是我常常讲的那句话：要想知道别人到底怎么走路，就得穿上他的鞋子走走看。”

　　蓝普顿教授认为，尽管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并不代表他完全赞同中国人的观点或者仅用“中国眼光”看问题，但如果他要想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就得试图和中国人一样去看待事物。他说：“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真正做到完全和中国人一样看问题，但我试图尽可能地接近中国人的视角。”

　　中西相通可以和谐共处

　　蓝普顿教授说，他最初接触中国，是在1982年作为一名学者参与了武汉地区长江流域环境治理项目，他最早研究的课题是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

　　当时他发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太大不同，而且就连解决方法也类似。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所面临的问题更多也更艰巨，但是中国面对的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与它国基本大同小异，比如医疗管理、教育体制、贸易平衡等。这些都是全世界所有人面临的问题，而且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也差不多。“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看待中国，就会发现，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有许多共同点，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和其他社会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西方人要想深入了解中国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也许西方人永远也无法完全明白中国文化的许多精妙之处，但完全可以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

　　蓝普顿教授认为，作为他这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使命，就是从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出发，利用自己的专长，加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试图帮助找到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他说，他研究中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和西方在许多问题上是相通的，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因此，他从研究中国的医疗、教育和水资源保护入手，然后逐渐延伸到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等领域。

　　对华施压只会适得其反

　　蓝普顿教授说：“美国一些政客以为，只要对中国施压，就会改变中国的政策。但我认为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做很愚蠢。就我对中国人的了解而言，我认为，中国人往往是面对的压力和威胁越大，就越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一直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制裁，因为那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他说，美国政府如果不喜欢哪个国家，动辄挥动大棒，终止援助，实施制裁。而如果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就会明白中国人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十分敏感，因此美国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已被历史证明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他表示，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希望自己在中美关系当中成为一个积极的促进者。

　　对华问题“融合派”占上风

　　蓝普顿教授说，就研究中国问题而言，美国学者大致可分为“融合派”与“权力派”。而他自己属于前一派。“这一派学者相信，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当中受尊敬的平等成员。如果尊重中国并平等地向中国敞开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大门，那么中国将会——即使从美国利益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成为一个合作的大国。”

　　他说，“融合派”认为，如果美国想有效地与中国打交道、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增加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使得双方冲突的代价大到令任何一方都难以承受，这样中美就不会成为对手。而“权力派”或者称“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则是，世界上的权力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中国崛起，美国必将受损。进一步说，如果美国拥有的权力减少，将意味着美国的安全程度降低。他们认为，在最低限度上，美国万万不可能做任何有利于中国实力增长的事情。“也可以说，这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本质是‘零和’还是‘双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蓝普顿教授说。

　　他表示，在美国政府内部，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一直都同时存在。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或多或少同时受到这两种观点的影响，仅在细微之处有些差别，而且基本模式都是，刚上台时对华态度比较强硬，而通过与中国的接触和了解，他们的立场会变得缓和起来。

　　保尔森是中美关系“净增量”

　　蓝普顿教授认为，总的说来，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中，在对华问题上，一直是“融合派”占上风，而且他预计将来也是如此，除非两国在双边关系领域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但他认为，凭借双方领导人的智慧，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避免。

　　蓝普顿教授特别提到，他对美国财长保尔森近期提出的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这一主张表示支持，并对这位新任财长寄予厚望，希望他为促进中美关系发挥更大作用。

　　他认为，保尔森的对华立场属于“融合派”，对中美关系持有建设性态度，这是好事。在对华政策方面，保尔森的立场与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基本一致。“佐利克辞职后去了保尔森原来所在的公司，也许这就说明了问题。”蓝普顿教授半开玩笑地说。

　　蓝普顿教授说，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潜台词是，美国承认中国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大国，对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负有责任，这对中美双方都有利。而保尔森最近关于中美关系的表述与这种观点一脉相承。他说，与佐利克相比，保尔森是所在部门的一把手，职位更高，而且由于其自身的影响力，将成为比前任更有影响的财政部长，是布什政府中的实权人物。

　　蓝普顿认为，保尔森对中国十分了解，有着与中国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而且是“融合派”人士，内阁中有这样的人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而且他认为，如果美国总统布什不赞成保尔森的对华立场，就不会提名他出任财长。然而，在美国政府内部，也不乏主张对华强硬的“权力派”，保尔森的观点也将受到一定的制约。“当然，无论如何，我认为，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保尔森都是一个‘净增量’，”他说。

　　戴维·蓝普顿，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出生于1946年，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同时兼任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此前，他曾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曾主持过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政策研究项目。其主要著作有《同床异梦：处理1989至2000年中美之外交》、《改革时代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年》、《后毛时代的中国决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