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知：其时正为八国联军占据着北京、天津、保定（山东辽宁更不用说了）等地，而光绪皇上和西太后则远匿西安，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大臣荣禄和李鸿章正叩头作揖、上下打点着外国人呢！
据史书载，１９００年的下半年到１９０１年的上半年一年间，中国的大地上充满着火药味，八国联军的舰队进驻了广州、福州、上海、青岛、旅顺等各大港口，并沿长江游弋到了重庆；在北方的直隶、山东等省，义和团、清朝官军、八国联军打成了一团，直打得天津七月份失陷、北京八月份失陷，朝廷拉着参战官军仓皇西窜，而官军精锐部队（袁世凯部）于山东坐视不管。
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
算一算，从天津８月日起兵进发北京时不过一万六千多人，可这一万六千人只用十天时间便于８月１４日攻进北京，赶走了清朝皇帝。当时仅北京的城防守军（官军，不包括义和团）就有三万多人。
他们的武器好吗？
还没有清朝官军的好。有英国公使事后给其政府的报告为证:"由于意大利公使的好意，他送给我这份报告单，我把它随信附上，因此我能够使阁下掌握关于那些武器弹药数目的有趣的细节，那些武器弹药是西摩海军中将于今年六月底返回天津途中，占领天津附近的中国武库时，在该武库中所发现的。
这份报告单是一位意大利军官编制（不包括该武库中所储存的巨大数量的军用物资）。关于这份报告单的惊人事实，在于那些新型大炮和来福枪。作为此事的一个例证，有人告诉我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鲁伯大炮绝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
附件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虏伯大炮，口径８７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制造），折合３．４１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门克虏伯大炮，口径７０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制造），折合２．７５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５７毫米，折合２，２４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４７毫米或１.８５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对这个总数，应加上武库内的机器、工具以及目前驻京部队的武器。
看看，战斗一开始被人家缴获的新式武器就这么多，等于给后来联军的一万六千人配备了全副武装还有预备的。要知道这西摩海军中将的队伍是在乘火车进兵北京受阻、逃回（我们许多教科书上这样说）天津时缴获的这些武器。这能说官军的武器差吗？！
既然兵也多、武器也不差，那怎么轻轻易易地就被人家八国联军打败了呢？只能说是战斗力极低、极差而已！义和团我们且不说它，那是一伙迷信刀枪不入崇尚大刀长矛冷兵器的乌合之众。单说说官军，这是一支自从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装备洋枪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训练出来“新军”，号“武卫军”，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每军万余人，总共五万多人。此时，除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去了山东、宋庆的“武卫左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以外，“前、中、后”三军布署在津京一线，北京城中也还有宫廷卫队和八旗亲兵。京城内这万余官军，攻打区区不足千人守卫的外国使馆区，大炮轰步兵冲挖地道放火烧，忙活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攻克，甚至连人家屋顶上的外国旗帜都照旧迎风飘扬，这不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又是什么呢！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首推腐败，清末的政冶腐败、官场腐败、军纪腐败是尽人皆知的。读史读到细节处，每每看到上层的惧洋媚外、底层的吃里扒外。举两个例子：
１、６月１９日清廷决定宣战后，攻打使馆不克，７月１５日闻讯天津失守，西太后遂命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馈送西瓜果品及各种食物，以讨洋人欢心。弄得洋人疑为有毒而不敢食之。７月２５日清军接着又继续攻击使馆。
２、日本人开辟了一个买卖鸡蛋的小市场。中国士兵把鸡蛋藏在他们宽大的袖子里面带过来，卖给我们的人。２４日，鸡蛋的供应开始减少。携带鸡蛋的那些士兵报告日本人说：他们的长官已进行威胁，如发现任何人携带任何东西给被围困的人们，当予处决。２３日，日本人看见有两人由于这个原因而被斩首。向洋人卖鸡蛋的这些士兵当中，有一人甚至在洋人出价二百五十元之后，为其往返天津送了三封求援信。
面对战场上的敌人，统帅送西瓜、士兵卖鸡蛋，象这样的队伍还能打胜仗？
战斗力低下的根源，再推军治。
首先，指挥不力。
清廷内因为有和、战两派之争，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和部署。在６月１７日大沽口炮台失陷之前，一味退让避免作战，当大沽口炮声响起还没有完整统一的军事部署，６月１９日西太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然后才下令前线总指挥裕禄抵御洋兵，防护大沽炮台，不可任令洋兵直入（此时炮台已失，天津开战）。６月２１日发布宣战诏书，同时号令各省选将、练兵、筹饷诸事通盘筹划，共挽危局。并且还致电转告德国外交部：切嘱停兵，再议善后。
而开战后的前线总指挥裕禄则又犯了一个消极防御的错误，说“必须先将紫竹林（天津使馆区）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其先保天津、再夺回大沽口战略的结果，使敌人越来越多的后援由大沽口从容登陆，兵力很快由开战时的三千人增至一万，直到像裕禄所说的“敌兵麇集，其何能支？”最后，“武卫前军总统直隶提督（指挥官）”聂士成于七月九日战死，天津于七月十四日城破失守。此时清军仍取消极防御节节抵抗战略，退至运河边儿上的杨村等地扼守。
二十天过去，敌军先后三次召开各国军事代表联席军事会议，统一指挥，补充兵力。
８月４日，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余人的联军，兵分三路大举向北京进发，５日，突破清军防线；６日以后清军则放弃了抵抗，纷纷不战而退，裕禄见此，知事不可为而以手枪自击，登时气尽。此后，尽管清廷又临时搬出一位总督大臣前来指挥，无奈巳是兵溃如山倒，清军在联军的一路追击下，受创极巨。联军沿途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１２日占领了通州，兵临北京城下。联军在通州又"寻获军械粮饷甚多，所得米谷，尤不计其数。
在北京的防御作战中，１３日夜开始战斗，１４日下午２点有一个门被攻克，随即西太后便率众位朝中大臣弃城而逃，三万守军尽管护驾走了一部分，其余仍坚持抵抗，另外两个门当晚才被打通。皇宫守军一直战斗到１６日晚才撤出了皇宫。这几天的战斗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的状态。
其次，步调不一。
在敌海军攻打大沽口炮台时，我炮台守军计步炮各队，约有二三千人。所用之军器，内有大口径之炮甚多，且皆新式，大略非克鲁伯厂所造，既亚莫斯托朗厂所造者；若旧式军器，则更不计其数也。而敌军则是十余艘军舰和一个由九百三十五名六个不同国籍的士兵所组成的陆战部队。炮战中，炮台守军起初击坏敌船六只，复差人密约鱼雷艇开炮协同。......始终并不援应。以后炮台守军子弹告匮，后路又无接应，腹背受敌以致炮台失守。与海军舰船缺乏协同，这是军种之间互不协同。
防御杨村时，清军新任前线指挥总督大臣李秉衡率援军刚到一线进行部署，各原守军均不领命，脱离既定阵地，自行其是，各顾逃生。该大臣事后向皇帝秉报时说：我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上令不行、上禁不止，这是上下级之间互不协同。
还有，在津、京保卫战中，虽然清军统帅荣禄也调动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采取行动支援天津并钳制洋军，但袁世凯为讨好洋人和保存实力，行动迟缓，所派６营部队(约七千人)直到天津陷落后才赶到；此后其又干脆和反战派大臣一同搞了个所谓东南互保，拒绝同八国联军作战。所以，此仗使得武卫军前、后、左、中军除左军马玉昆部外，几乎全部崩溃，唯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非但没损失而且还从一万人发展到近二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正规军。坐山观虎斗，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友邻军之间互不协同。
凡此种种，不能一一讲述。
仅凭这几点就可看到，那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指挥着一支腐败的军队、所进行的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
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这是列宁为战争做的定义。他曾进一步解释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识别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争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一百年前这场与八国联军所进行的战争，尽管它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但是作为反侵略的一方，战之不胜是因为军队无能，而军队无能是因为政冶腐败。政冶腐败，军队无能，这就必然决定了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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