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热情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在1900年10月4日至18日的日本《二六新报》上，发表《独酌放言》的长文。该文借一位嗜酒的“无赖道士”对客人酒后“放言”，吐露了宫崎滔天自己的思想。无赖道士告诉客人一些作王的心得体会，说：“你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支那人，你只有像支那的爱国者那样去同情支那的国情，你才能拥有作王的资本。”客人说：“支那已被瓜分，当不成王了”。无赖道士说：“这种想法可要不得，如果遭到为白人所瓜分的灾祸，那！作为支那人，你将怎么办？你不生气吗？生气，当然要生气，生了气又怎么办？那就只有当义和团了，当义和团。当了又有什么！说什么混帐话。马上去当义和团，那是人的天真自然的感情嘛！就是你最好的方策嘛！”

　　在宫崎滔天看来，面对列强的瓜分，像义和团那样奋起反抗是“天真自然的感情”，是“最好的方策”。他对义和团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天，无赖道人再次“放言”。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在支那的传教士都是政治家的爪牙，政治家的爪牙也好，可他们是站在国与国之间，充当盗贼的媒介，所以就更坏！去年，在船上遇到一位福州传教士，他再三地说：‘支那太野蛮，不好办，命都难保’。于是，我就严厉地追问他说：‘使支那人产生强烈攘夷精神的究竟是谁？’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我又说：‘古时候，基督的弟子用鲜血扩大了灵界天国的领土，而现在的传教士却是用鲜血缩小了支那的领土，从而扩大了地上王国的领土。在支那的传教士就是强盗的中间人’，我带着满口酒气，愤怒地说到这里时，他可能把我当成是支那土匪，狼狈地逃回船舱，再也不敢同我谈话了。从义和团的骚动中，看到了支那的生死问题。……首先，要是究其本源，问其所以，那传教士的行为要负很大的责任，挥舞着博爱人道的大旗，却干着盗贼中间人的勾当，真是难以想象，你要是生在支那，这时你定会参加义和团，也许你会被八国联军给杀了”！

　　宫崎滔天本人曾入基督教，在基督传教士里有很多要好的朋友。他能够仗义直言，斥责污蔑义和团“太野蛮”的传教士是“强盗的中间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1900年6月19日，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机关刊物《前进报》发表社论《铁拳》，称赞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还特别强调：“中国在其维护本国的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布尔人”，指的是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19世纪他们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伦治自由邦。1899年10月至1902年5月，英国发动战争，侵略南非这两个国家，激起了布尔人的反抗。战争的结果使这两个南非国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直，实在令人钦佩。

　　1900年12月，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面对着“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在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成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　‘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的喧嚣，列宁深刻地指出：“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

　　接着，列宁精群地了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他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参加了进去！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很发达、还很多保留着宗法制度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使居民的起义风起云涌，使他们濒于饿死的边缘。”

　　在这篇论文中，列宁的立场与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机关刊物《前进报》是一致的，都把义和团运动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起义”，都对义和团寄予深切的同情。列宁的论文与《前进报》的社论，使我们听到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

　　当西方传教士和八国联军暴虐贪婪行径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正是圣诞节的前夕，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得知这些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慨。于是，他放弃了圣诞节的狂欢，连夜撰写了一篇声讨帝国主义列强的檄文。

　　在这篇檄文中，马克？吐温首先援引了在圣诞节前夕纽约《太阳报》刊登的一条来自北京的消息：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梅子明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先生声称：他索取到的赔款，比天主教获得的数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的天主教徒索取五百两。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偿七十五万串现款（合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在和记者某次谈话过程中，梅子明先生曾提起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态度。他说，‘我断然否认传教士有复仇的念头，否认传教士曾普遍地参加抢劫，或自从被围以来做过不是环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手并不比德国人的铁拳好。如果你用软手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就会加以利用。”

　　接着，马克？吐温运用犀利辛辣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批驳了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暴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正是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把‘文明之福’推广到坐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总的说来，向来都是很好的买卖。……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常，是一个聚宝盘。比较世俗人的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这就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传教事业的实质。

　　马克.吐温一口气列举出传教士带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览品”——“爱、正义、善良、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然后尖锐地指出：“私底下说句心理话，那不过是外面的一层包装：漂亮、可爱、迷人。……而包藏在里面的，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体。”

　　历史事实正像马克.吐温指出的那样——如法国传教士李国安在四川酉阳组织洋枪队，修寨筑堡，包庇无赖教民龙秀元仗势逞凶，捆殴老妪，逼迫村民朱永泰退婚，抢人家产，烧人房屋，激起公愤。民团首领何彩率众入城焚烧教堂，杀死李国安。团勇、教徒列阵对垒。清朝知州却护教抑民，派兵收缴民团器械。酉阳纸房溪教堂司铎覃辅臣乘机率领教堂武装打死酉阳民众一百四五十人，伤七百余人，血洗酉州。事后，法国署理公使罗淑亚同驻华海军司令率舰亲入四川。吓得清廷急派湖广总督李鸿章赴四川就地处理此事。主凶法国教堂司铎覃辅臣以“奉教皇令，出洋议事”的名义，远走高飞，逍遥法外。李鸿章以“无从究诘”为借口，对主凶覃辅臣不予追查，却将民团首领何彩等三人处死，并赔偿白银三万两，以换取侵略者的欢心。再如1987年的巨野教案，清政府不仅赔偿德国帝国主义二十二万五千两白银，还处死众多中国百姓。

　　马克.吐温说：德国皇帝“在山东的一次暴动里丧失了两名传教士，在他的账单里居然敲起竹杠来。中国得为每一位传教士付出十万元赔款，割让土地面积十二哩，居民数百万，价值二千万，还要建立一个纪念碑，盖一座教堂。……这些全都是拙劣的表演，因为这种做法现在和将来绝不会，也不可能欺骗住坐在黑暗中的人。……在德国皇帝那一方是很拙劣的表演，他确实在得到了这笔财产，可是却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的受诋毁者，即义和团愤怒的起义。”

　　在马克.吐温看来，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德国欺压、掠夺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而引起的，是值得同情的。

　　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读读当年世界进步舆论是怎样评价义和团的，对我们认识义和团运动的真相和实质，会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