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背景

　　1948年，美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莫姆森曾指出“我认为美国海军造船署在潜艇设计研究方面始终局限于一些自相矛盾的教条，从而使它们无法研制出性能最好的潜艇……首先，它们设计一种艇壳，此后该部门的每个人都从艇壳两端开始填充内部结构。过去，潜艇设计工作变成了一种‘由四块半导体组成的电路’。兵工局、工程局、导航局以及建造维护局之间相互竞争，都希望把它们各自最重视的项目安装在潜艇上。

　　当时，美国海军正在设计大青花鱼级潜艇，它是美国海军第一种采用水滴型艇壳设计的潜艇。莫姆森少将的上述言论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官僚机构如何会使理想状态下本应非常单纯的科研努力产生不必要的复杂性。中国在潜艇设计的第一次经历中也受到过这种内部干扰，只不过在程度上与美国有所区别而已。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项目的进展极度迟缓。而另一方面，中国本身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在发展最初阶段仅拥有原始状态的国防工业，而且根本不具备研制核反应堆、潜艇或弹道导弹的能力，在这种大背景下评价中国潜艇研制项目，可以说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中国从一无所有的状态起步，建立了具有强大能力(虽然尚不完整)的军事工业基础，而所花的时间还不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半。

停靠码头的核潜艇正在进行导弹吊装作业

　　“大跃进”、“文革”和“三线”

　　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战略武器项目的推动。1958年7月，中国批准了核动力弹道潜艇(代号09工程)和潜射弹道导弹(JL-1型，代号05工程)研制项目，然而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实现这种雄心壮志的军事、工业或科研能力。如果说缺乏知识和物质方面的资源还没有构成更大困难，那么中国在1958至1960年期间不得不忍受因“大跃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大跃进”之前和之中出现的社会动荡也对弹道导弹核潜艇研制造成了严重影响，以至从事这些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只能用不到一半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所属研究机构内的激进派技术人员和工人批判并迫害高级科学家和领导干部”。“文革”对科研工作造成的损害还不仅限于政治迫害、社会动荡和科研经费削减，暴力行动导致了潜艇和弹道导弹科研部门内的大量伤亡，其中包括被殴打致死的703所所长姚桐斌，他当时正领导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材料试验工作。战略武器研制人员的自杀和被杀、装备和设施经费缺乏、研制人员恶劣的食宿条件、装备的损毁、政治领导人的不信任感、材料和工艺水平的低劣以及技术人员之间的暴力冲突等，都应归咎于这场“文革”浩劫。“文革”除了进一步强化了不同研究机构的地理分隔外，还导致了巨浪-1型项目长达10年的停滞。

　　原作者认为，如果说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动荡局面还未构成更为严重的破坏，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低效率和内部矛盾的影响。最高战略决策者要求建立“三线”，并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国防工业转移至远离沿海地区的内地，以此防御超级大国可能发动的袭击。这种努力于1965年匆忙开始，最终在“三线”建立了483家军工企业和92家科研机构，约有160万人从沿海地区迁至内地。由建设“三线”而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及造成研制工作的延误之长令人吃惊。

科研人员正调试巨浪型潜射导弹

　　聂荣臻元帅当时牵头负责战略核潜艇及导弹研制项目。即使是在当今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设计和制造l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所需的聪明才智以及工作经验也显得不足，更不用说在60年代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了。即便如此，聂荣臻元帅仍旧采取了一种极富竞争性的战略，建立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研制机构。

　　从1958年开始直到巨浪-1型导弹于1988年首次成功从水下发射，参与研制的多个机构经历了多次重组。当时，中国政治体制倾向于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结构重组“方案”解决科研问题，而巨浪一1型的研制正是这种努力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中国坚持同时研制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的发展思路，那么这种愿望也随时间变化而有所起伏。当一些人认识到设计和制造工作无法加速实施时，便要求放弃这些项目。当时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的罗瑞卿大将提出了让09工程下马的意见，他非常直率地指出，中国当时连柴油动力的常规潜艇都无法研制，就更谈不上研制核动力潜艇了。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不同意罗的观点，他认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继续研制核潜艇，而不要考虑项目的持续时间问题。09工程后来得以继续实施，但其规模于1962年8月被大幅度压缩。直到1965年8月，才开始恢复不受严格限制的设计和制造工作。

　　项目研发

　　考虑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其技术和工业基础，并紧接着实施战略武器研制项目的事实，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的学习过程为何如此漫长。

　　核动力除政治气候因素外，09工程的工程师们在设计和研制第一艘核潜艇的核反应堆时，面临着各种令人生畏的难题。第一种设计方案于1960年完成并经过了多次论证。两个设计机构承担了聂荣臻元帅赋予的研制任务，它们是隶属于二机部(核工业部)的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和核反应堆工程与技术研究所(194所)。两个研究所收集了所有当时能接触到的围外设计技术并分别提出了设计方案。清华大学基于德国的“奥托·汉恩”(OttoHahn)号核动力船的相关技术提出了设计方案，194所的设计方案则是基于苏联“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最终，仿制“列宁”号的设计方案于1965年被选中。

海军092型导弹核潜艇出航

　　194所设计人员此后遇到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包括控制杆驱动装置、核设备、反应堆设备及蒸汽发生器等。当时完全依靠人工完成复杂的物理计算，因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在设备方案每次修改后又必须重复计算。核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浓缩铀一235燃料的丰度仅为3%，这意味着中国核潜艇必须比美国核潜艇进行次数更多的燃料重新加注。194所下属的核反应堆工程研究室负责核反应堆最初阶段的研制工作，并遇到了很大困难。此前，由于有苏联提供的援助，因此中国没有将太多的精力用于强化本国的核研究和制造能力。当苏联于1960年取消对华援助后，中国无法象以前那样只需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制造方面，而只能重新开始(进入设计阶段)并努力填补苏联人离开后留下的空白。

　　原型核反应堆的成功运转用于验证设计的有效性，它是建屯核潜艇力量的基本前提。09工程当时弥漫着急于让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的情绪，这显然可通过下述事实体现，即中国采取了同时研制原型核反应堆和潜艇实用型核反应堆的做法。从工程技术角度看，在制造和部署最终产品之前未能恰当评估设计方案，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在核工程技术领域尤其会出现这种问题，中国在核项目研制的初期显然认识到了这种严重教训。

　　原型核反应堆进行全功率测试的具体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但大约是在1970年的某个时候。中国第一种核潜艇的原型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测试工作先后持续了12年。

　　艇壳和内部设计潜艇的设计和建造本身也存在很多困难。由于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及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射系统研制需要时间，因此中国决定将其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作为攻击平台。09工程的总设计师黄旭华对此作了概括：“从别人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吸收借鉴他人智慧，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相应地，中国工程师们借鉴了美国和苏联核潜艇的水滴型外壳，并决定建造一种类似于苏联的双层艇壳核潜艇。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从大量不可避免的重新调整情况看，核潜艇建造者们在计算潜艇重心和浮力中心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概言之，中国研制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的方式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迫切心情，受此影响，在许多技术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仍然推进了潜艇研制工作。

　　安静性和作战系统潜艇的隐身性能(即处于敌方无法发现的位置)取决于通过大量工作降低自身噪声的努力。潜艇的制造工艺、制造过程及部署等因素决定了潜艇自身噪声的大小。09工程的工程师们认识到了潜艇安静巡航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降低噪声水平，如将艇内装设备安装于底座上并在发备上覆盖吸声材料。其他降噪措施包括减少艇壳开口数量，通过内部管道循环处理噪声以及减少螺旋桨气穴现象等。

　　在理想状态下，武器系统是按建造之前所明确的特定需求进行设计。而中国在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中并未遵循这种规律。在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方面，直到1966年，即做出研制核潜艇决策的8年之后，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才明确了该型潜艇需具备的作战功能。同样，弹道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也未进行合理的战略性讨论。由于中国未能及时明确核潜艇的特定作战能力，对该研制项目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显示这种不利影响的领域之一是潜艇的作战系统。鱼雷是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武器。攻击型潜艇的主要任务是实施水下攻击，而在攻击行动中必须使用鱼雷。然而，中国当时的鱼雷研制工作缺乏重点。从60年代初到1989年，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内，中国考虑了包括气动鱼雷、电动鱼雷、火箭助推鱼雷、被动声纳寻的鱼雷、主动和被动声纳寻的鱼雷、攻击水面目标鱼雷和攻击深水目标鱼雷等所有类型鱼雷的研制，最后确信已研制出一种与西方国家鱼雷性能相当的“鱼一3”型鱼雷。第一艘汉级直到1989年才装备了性能较强的鱼雷，而此时它已服役15年。

　　弹道导弹潜艇和巨浪一1型潜射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一种基本设计方案于1967年完成，首艇原计划于1973年下水。当然，攻击型核潜艇与弹道导弹潜艇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导弹发射舱。与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情况相似，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也遇到了与核反应堆和作战系统相关的许多问题，此外还包括导弹发射系统及潜射弹道导弹有关问题。

　　与陆基导弹不同的是，潜射弹道导弹必须从处于水下的导弹发射管弹射至距水面的一定高度，而发射时潜艇所处的深度可根据每次发射的情况讲行调整。

　　中国最早于1956年开始从事固体火箭推进剂技术的研究，巨浪一1(包括其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最终于1967年完成。在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巨浪一1的研制工作一直以试验方式实施，中国工程师们直到1980年才研制出一种性能较为满意的火箭发动机。中国工程师在巨浪一1制导系统的研制中采用了“尽最大努力仿制国外系统”的做法，然而最终却使用了JL-1的陆基东风型(DF)导弹的制导系统。它采用惯性制导方式，只能在助推起飞阶段纠正导弹飞行偏差，而在弹道飞行阶段无法做到这一点。

　　最终成果

　　受到上述这些技术挑战以及政治环境和研究机构内部动荡形势的影响，相关潜艇和导弹研制项目的发展结果是，直到1988年才完成由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第一次成功地从水下发射巨浪一1型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而此时距中国做出研制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决策已有30年时间，距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预定下水时间也已有15年。

　　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自身作为武器平台，它的重要意义要低于中国实施该研制项目的具体过程，即中国通过这种研制过程建立和发展了物质和知识方面的基础，它可使中国在这些基础上继续推进研制工作。2002年12月下水的093型攻击型核潜艇(汉级SSN的后继型)，以及2004年7月下水的第一艘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后继艇就是具有说服力的标志，虽然这两种后继艇的真正性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个谜，但它们确实向外界展示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美]克里斯托弗·麦康瑙希　原著　张宏飞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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