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英国人的纪念碑前，我眼前又浮现另外一幕：某月某日某国军舰访问青岛，不知无意，还是有意，舰艇编队竟在进港时不按国际惯例挂旗。当现场的中国指挥下令撤离欢迎队伍时，该舰又乖乖把旗挂了起来。一场无言的交锋就在降旗和挂旗之间悄然发生。我不想说该国的编队指挥员想重演数十年前其祖父在青岛港演过的不按国际惯例行事的闹剧，但一个曾周游列国的大国海军犯如此低级错误是不是太不应该？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华民族已不再是铁蹄下的国度，因为她有强大的人民军队。还是那句歌词写得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那猎枪……
英国“英雄”的反思
不知英国人怎样看这些“英雄”。住足雕像和纪念碑前，心情总有些无法形容。不可否认，这是个没有忘战的国家，是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但这些“英雄”只是为英国打天下的“英雄”，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英雄”，“英雄”有其民族性和阶级性。以前面提及的维康特·沃尔斯利将军为例，他算是英军历史上少有的战将，一生有大半时间在战马背上度过。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位将军能否算作英雄？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当年被英军征战过的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非洲等国家都不会把他比作“英雄”，而是其他。
二战“英雄”陆军元帅蒙格马利同样是位倍受英国人尊重的将军，然而解秘的文件表明，蒙帅有着极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二战结束后，蒙格马利一口气出访非洲11国。故地重游，面对天翻地覆的非洲原野，蒙帅心情复杂，回国后便向政府提出“必须给每个（非洲）殖民地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还要向非洲送去许多有头脑的勇敢者”的报告，主张在非洲建立以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蒙帅提出的“宏伟计划”。
当1999年初报纸公布这一解密文件后，英国各界一片哗然。约翰·蒙格马利，一位退役上校、元帅的远房亲戚、英国反奴隶制组织秘书长称，文件的公布将影响50年来的英国形象，“会对种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蒙帅的传记作家汉密尔顿也认为，蒙帅的战略睿智为整个民族所牢记，但问题是，“蒙帅在政治上是彻头彻尾的无知，毫无疑问，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确信雅利安人的观点（即人类有优劣之分）。”
我不完全赞同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但应当承认，蒙帅不仅有绝对高明的军事天才，而且还有政治头脑。作为军人，蒙帅在二战中攻城掠地，盟国军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作为政治家，二战结束后，蒙帅数访中国，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结下友谊，为推动中、英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但为什么这样一位军人能在战后不久提出带有种族歧视的“宏伟计划”？答案并不复杂：是蒙帅内心深处效忠大英帝国的军人传统和白人优等的种族意识驱使他提出这一计划。这也正是蒙帅的悲哀。
对“英雄”，英国人有自己的视角和取向。1998年2月出版的英国《焦点》杂志推出自己评选的十大军事统帅。他们是：二战期间英国的斯利姆、德国的隆美尔、苏联的朱可夫、一战期间德国的福贝克、美国内战期间的格兰特、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威灵顿、法国的拿破仑，还有两位是西班牙的莫尔伯勒公爵和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这是英国人的“英雄谱”。不能说《焦点》评出的10位军人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名气，如拿破仑、朱可夫等。但仔细想一下，“英雄”的味道有变。这不是对“英雄”不敬，而是对“选举人”的偏见有看法。10位军事统帅中除欧美白人外，似乎其他地方再没有人懂得战争了，而排在第一位的斯利姆将军二战中只在缅甸战场指挥英军作战，排名第二的威灵顿将军只因打败了拿破仑才一举成名，他们对战争直至人类社会的进程没有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并列第二的德国隆美尔则是蒙格马利将军的败将，不知何故却坐上了第二的位置。
直到准备离开英国前不久，在伦敦的英国海洋博物馆贸易厅中，我才完全解开了英国崇尚“英雄”之迷：直到本世纪初，一个岛国占了比其国土大150倍的海外殖民地，统治了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靠的是那场工业革命所奠定的物质基础。而把这种雄厚的物质基础变成称雄世界现实的则是英国商人和英国军人！
鸦片战争是最好的例子。当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被中国政府拒绝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在商人的鼓动下）立即派出了舰队，远涉重洋，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国门。而后在军人枪炮的支持下，英国商人又继续他们在华的鸦片贸易，军人与商人的对话构成了大英帝国崛起的一切。正因如此，英国政要和商人才出资和圈地为他们立下了如此雕像和纪念碑。假如没有军人，18、19世纪的英国就是有了工业革命奠定的物质基础，也不能称雄世界各个角落。英国人崇尚“英雄”是因为这些“英雄”为大英帝国争得如此“利益”，为国王立下汗马功劳。
回国后，我久久思考着在英国雕像和纪念碑前的经历，在如此商业化的英国社会，英国人对“英雄”的崇尚出乎出国前的想象。而报纸刊登的一则消息又引起我的不安。
一位西方来华留学生问中国同学，如何看雷锋等民族英雄？大学生道：“雷锋已过时。”留学生说，不尊重自己民族英雄的人让人看不起，说罢扭头而去。
我不认为这是当代主流，但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的英雄都不敬仰，那还有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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